上海抗疫乱象频生，与民众密切接触的居委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近日有多名居委人员表态辞职或写下无奈，显示他们也无法理解政府的抗疫政策；有的居委已近一个月无法回自己的家。
中国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按法律定义是“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实际运作上，居委会也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成员的薪资由政府拨付。同时，居委会内也有相对应的基层中共党组织。在城市里，一个居委会通常管理著数个住宅小区。
这次上海抗疫中，居委成了组织民众核酸检测、对接发放物资的一线人员，但也传出部分居委和社区物业管理人员能力不佳，以至于居民代表自行“接管”，负责相关工作。另一方面，从近日上海几名居委表态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夹在政府和民众中间，身心俱疲。
昌里花园居民区党总支部书记吴颖川的辞职信8日起广为流传。他说，疾控中心资讯滞后，居委无法第一时间掌握谁是阳性谁是密切接著者。居民上网查核酸检测报告是阴性，但居委却收到上级单位传来确诊阳性的通知。
他说，居民问他们相关政策、解封时间，“太多太多我们基层最需要第一时间知道的，我们都不知道”。而面对断药健康受威胁的居民、必须去医院做化疗、洗肾的居民，居委只能哭著不断地拨120，希望能帮助安排车辆，但120的回答是等待。
他说，“上级唯一的命令就是，一定要安抚好社工情绪，安抚好居民情绪，上面的指令，是死命令，必须要执行”。
他表示，面对1847户居民的各种诉求，居委无力承担和回答，他们也是一群平凡人，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底线。
类似的是，上海的翰城居委9日向居民发出的离别公开信，表示全体工作人员3月17日开始封在居委，已经24天，放弃了家人和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尽力在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所有人、所有部门要我们理解、配合，唯独没有人理解我们…我们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
10日，一篇“记抗疫”在网上流传，作者是一名在上海的某个居委工作了4年的社区工作者，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前上海抗疫的一些问题。
她所对应负责的居民社区有7000多人，3月18日开始进入封控管理，然后不断被通知延长封闭时间，到30日已经做了7轮核酸检测。整个社区只有2个核酸检测点，虽然尽量有做防护，但在几次聚集性全员核酸后，终于出现社区的阳性病例大爆发。
她说，原本阴性12天的社区，开始转阳。再后来，居委和社区物业管理人员也出现阳性。“我开始意识到，小区的漏洞很大，比上层领导想像的更大更大，大到我们已经无法控制了”。
随著阳性人员增加，这些人并没有都收到转运通知，也没有任何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有些人居家隔离几天后，自己用快筛测试已经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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