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此说广为人知，常被论毛者征引。在毛泽东眼里，马克思、秦始皇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巨人，毛以二者自喻，多少带些自夸自矜的成分，如俄国沙皇之自比凯撒，中非博卡萨之自比拿破仑。但笔者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毛氏自喻并不恰当，因为毛与马克思、秦始皇不相匹配。

毛泽东不该攀扯马克思

毛泽东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他并不熟悉马克思的思想、著作。比学识，论才华，他离马克思很遥远。当然，论权势，比功业，马克思也望尘莫及。至于性格、气质，毛与马也完全不可比，一个是心雄气壮、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独裁暴君，一个是愤世嫉俗、郁郁寡欢、闭门造车的边缘学者，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是二手货，全部采自俄国。大体上，毛哲学源自列宁，政治经济学源自斯大林。《矛盾论》抄自列宁《哲学笔记》之《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那篇短文的啰嗦中文版；《实践论》则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缩编中文版。若说毛泽东有什么“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怕不在哲学上，只在治术、权术、整人术、驭党术上面。但那也谈不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是用了二十四史中的糟粕，对列宁、斯大林主义有所“发展”罢了。毛泽东的粉丝太把他那两篇有抄袭之嫌的哲学论文当回事了。

以学术思想分类，马克思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毛泽东对经济学毫无兴趣，也一窍不通。毛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当然也就从来没有读懂过马克思的煌煌巨著《资本论》。所以，毛泽东不可能真正站在马克思的视角、用马克思的理路来观察分析世界，不可能同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他只能是要么照抄照搬，要么拿马克思当枪使。

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认为千百万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人民”可以“创造历史”。毛也是政治决定论者，认为夺取政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什么样的阶级掌权，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即政治决定经济。这两个人是根本不对路的。恩格斯曾夸奖马克思有两大贡献：“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样东西全都不合毛泽东的味口。假如毛死后真的有“理论勇气”“去见马克思”，他俩恐怕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谈不到一块儿去。

毛泽东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统知识来自于斯大林下令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斯大林钦审该书时写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毛泽东的接受能力，诚然是读马不如读斯，十之八九他是读不懂原版马克思的——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那些曾嘲笑他不懂马克思原著的“教条主义者”反唇相讥，说马克思主义原典是比狗屎还没有用的东西。但即使是弃马学斯，毛的经济学成绩单恐怕也对不住那位学识并不渊博的斯老师。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获得的最大教诲似乎就是“穷革命，富变修”，他颇有心得地把他的读后感批发给了全党：“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文革时，毛的这番蠢话被演绎为“越穷越革命”。

毛泽东也曾雄心万丈，一度策划经济“大跃进”，要三下五除二超英赶美。他所用的赶超方法是“抓主要矛盾”、生产大会战、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他满以为搞经济就跟打三大战役一个样，是可以一鼓作气，围而歼之的。他把全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包括山上的树、地下的矿、农民家里的锅、人民的贱命，成规模地集中投放于钢铁、原子弹上面，结果闯下了大祸，以至于饿殍遍野，生灵涂炭。这当然怪不得马克思，连斯大林也怪罪不得，这是中共和毛泽东自己作孽。

政治方面，尤其在极权政治的实践领域，毛泽东的外国恩师非斯大林莫属。除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死概念是得之于列宁转述的马克思，其他那些具有操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都从斯大林处学得。拉帮结伙上梁山，杀人放火打江山，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专长。反AB团、肃反、整风、土改、镇反、反右、文革之类，除了自学自悟，就只能跟斯大林学。揪路线错误，逮反党集团，把自己吹捧成上帝，把别人折腾成废人，斯大林、毛泽东很在行，马克思完全不行。毛泽东若拜洋师，不至于蠢到分不清谁行谁不行。

若硬要说什么“马克思加某某某”，岂不冤枉死了马克思！窃以为，毛泽东此言是对马克思的侮辱加诽谤。

毛泽东也不该攀比秦始皇

中国历史漫长，圣贤豪杰多有，牛人猛人无数。如果毛泽东实在是不乐意与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革命领袖”为伍，一定要找一个“封建帝王”——所谓“剥削压迫阶级的总头子”——与自己配对，或引为同类，或视作楷模，那也不是什么难题。他有大把的选择，而不必非以秦始皇为同路人、拉秦帝国作垫背不可。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是真读，不是像对马恩原典那样假装读过），应知中国政治史有其确定的价值模式，历史的评判有其不变的标准。秦始皇是众所周知的专制暴君，秦帝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朝代（只维持了十五年），这是已经凝固的历史，是不以毛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秦始皇生于王侯世家，十三岁即王位，一生大权在握，由王子、国君而至皇帝，靠的是祖宗功业（所谓“续六世之余烈”）、时势变迁；毛泽东是布衣草莽，造反起家，前半生颠沛流离，由学生、游民、“山大王”而为“大救星”，靠的是俄国人打劫、日本人放火，政治上大发国难财。以人生经历、政治机遇、成败经验而论，二人完全不可比。秦始皇武功赫赫，横扫六合，鞭笞天下，终结了春秋战国五百年乱世，又北伐匈奴，南征越闽，开疆拓土，一路凯歌；毛泽东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过是“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了那么几个小岛上”，而从中国躲到俄国卵翼下的外蒙古，毛泽东见了斯大林连问都不敢问一下。以此而论，毛泽东难与嬴政比肩。

秦始皇是自大狂，自以为德盖三皇、功超五帝（故以“皇帝”为封号），又好大喜功，建宫殿，修陵墓，筑长城，铺马路，修水渠，访神仙求不死药，全都不问工本，不计代价，就爱“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秦始皇好歹算是大帝国的创立者，统一度量衡，创立郡县制度，他的帝国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毛泽东恰好也是个自大狂，自以为思想空前绝后、功业史无前例，古今中外概莫能及；毛泽东也好大喜功，但糟糕的是，毛泽东淮河没治好，黄河治坏了，搞了“大跃进”，变成大灾荒，文革更是荒唐，陈云说他“治国无能”。自大狂也是需要本钱的，论事功，毛泽东有什么脸面，岂能攀比秦始皇？

秦始皇刻板严肃，迷信严刑峻法，“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薄寡恩，“久者不赦”；毛泽东轻诺寡信，翻云覆雨，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二人的治国方策也大不相同。

毛泽东诗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据唐德刚说，“（胡适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如此说来，毛泽东总算有了一个长处：文才高出秦始皇一头。只不过，秦始皇并无文章著作存世，没法与“红宝书”对比。胡适那句赞毛语录就算是真的，也是说在“共产党里”，而当时中共中大部分是文盲，高中生均属凤毛麟角。

以上种种，可见毛泽东与秦始皇不在一个档次。可“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爱狗咬耗子、心系古人，当了共产党的主席，就以为连几千年前的古人也可以通通管辖、一并改造。他一会儿要给商纣王、曹丞相、隋炀帝平反，一会儿又要给“孔孟之道”定罪栽赃。随口胡说也就罢了，却又何苦觍着老脸，去攀比压根儿就比不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年轻时毛也曾经骂过秦始皇，比郭沫若骂得狠；后来自己做了主席，成了“万岁”，镇了反，反了右，对秦始皇的评价就有了变化，历史地位一天比一天高。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受了林彪父子骂其为秦始皇的刺激，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外国人说“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之所以屡屡攀比秦始皇，奥秘就在“焚书坑儒”上。对“焚书坑儒”这个话题，毛极有谈兴，一生谈过无数次。在毛看来，这才是他与秦始皇、“新中国”与秦帝国的联系纽带，是他认同、赞美以至自以为超越了秦始皇的首要原因。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口无遮拦，当众大放厥词：“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在毛泽东看来，以古非今要杀全家，以“资产阶级民主”非“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调和”非“阶级斗争”，以“西方”非“中国”，通通应该杀全家。林彪当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以示异议，毛不理林彪，以轻蔑的口吻继续说道：“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注：此处指章士钊）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的意思是，读书人胆敢不听政府和领袖的话，就应该赶尽杀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敢于攀比秦始皇，因为秦始皇终究也有比不过毛泽东的地方，在“镇压反革命”方面，秦始皇不够彻底，不够专业。毛泽东这样埋怨秦始皇：“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当年波匈事变时，毛泽东也曾这样点拨波匈当局：当初杀反革命杀太少了。于是乎，毛泽东终于有了笑傲秦始皇的充分理由：“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句话他说过多次，而所谓“超过”，无非杀人、杀读书人多一百倍。想必说此话时，这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伟大领袖”是洋洋自得的。

我们必须为毛泽东再作一项证明，他不仅“坑儒”“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在炫耀“坑儒”方面，更超过秦始皇一万倍。秦始皇五次远巡，六刻石碑，碑文记于《史记》，这是我们了解秦始皇政治观点的主要依据。或许并不奇怪的是，秦始皇的功德碑上写道：“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赏及牛马，恩肥土域”；“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光施文惠，明以义理”……碑文兼采儒、法两家理念，赞扬皇帝恤民、教民、安民、惠民、富民的功德，但完全没有提到“焚书坑儒”。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秦始皇确曾“坑儒”（秦始皇“焚书”没有争议，但有人——比如剑桥中国史——认为“坑儒”属于虚构。《史记》记载“坑儒”源于两位术士的“秘密”对话，其中一位术士卢生称呼皇帝为“始皇”，这违反了《史记》的语义学原则，因为“始皇”是后人所称，在始皇有生之年，人们应称其为皇帝。由此可证《史记》坑儒一段或为仇秦者所篡改加入），那么他至少还懂得“坑儒”并不光彩，是一件有损于形象和名声的可耻行为，不值得宣扬，更不可以炫耀。秦始皇是暴君，内心尚存某些正确的价值观，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却堕落到要与古代暴君比赛杀读书人，并以此作为传世功业。两千年间暴君德性退步如此，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