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双百“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上，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国民党将领可算得上是中共的“大恩人”，他们因此被中共称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的张学良大骂周恩来毛泽东，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直接否定了中共的评价，这却是为何？
日本入侵东北 亲下“不抵抗令”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曾两次参加直奉战争。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辖东三省。其后，东北易帜，宣布服从蒋介石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当张作霖被日军情报机关用计炸死后，身为长子的张学良理所应当地成了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后来，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归附了蒋介石，又和蒋介石义结金兰。当日军大举入侵东北、华北的时候，张学良奉行不抵抗的政策，率领几十万东北军撤到了陕西地区。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了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并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此后，苏军向东北进攻，东北军战败，张学良被迫签订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1931年“九一八”日军进攻东北，并在短短三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张学良的罪责无法推卸。据张学良生前唯一授权的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披露，日军进攻东北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不过，在中共大大小小的历史书中，蒋介石却替张学良背了几十年黑锅，被刻画成不抵抗日军侵略的不堪形象，以彰显后来中共发动西安政变的合理性和其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
依据口述历史，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不抵抗命令确实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解释了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一是“判断失误”，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很大，以为是小打小闹；二是不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精神素质上，认为东北军都打不过日军。如果打输了还得割地、赔款，麻烦很多。
加入中共 发动西安军事叛变 –
1931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
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中正委员长亲自兼任剿匪军总司令（图片：摄于1933年）
此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着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中共要“联蒋抗日”。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
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侵略中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后，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在中共的策反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军事叛变，张学良甚至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报刊曾公开揭露了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这等于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外新成立一个政府。这属于什么性质？按照当下中共的看法，那就是“叛乱”、“叛国”。
另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此外，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曾讲了一句：“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但对于他如何申请参加中共的，以及他被批准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他都绝口不提。而且他还绝口不提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以及西北国民政府之事。
对于西安叛变的主角，张学良在口述中透露，西安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幕后策划者中共遇尴尬
事实上，西安军事叛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然而，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的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而曾经态度暧昧的各地方势力也一致讨伐张、杨。
最让张、杨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的反应。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在事变后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西安军事叛变后果
西安军事叛变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共获得了喘息时间，并逐渐扩大，而且使国民党“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毁于一旦”，“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此外，西安事变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可以说，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中国现代史也将被改写。因此，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
张学良拒绝回大陆
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中共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晚年张学良自称“罪人中的罪魁”
那么，后来的张学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呢？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张学良愧对东北父老乡亲 韩声涛
对于张学良，我们不能因为他发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使中共得以摆脱困境，不能因为西安事变结束后中国确实停止了内战，一致对外，就对他在九一八事变时的表现轻描淡写，并把责任推给蒋介石。好象当时张学良被国人谴责为 “不抵抗将军、逃跑将军” 是李代桃僵，很冤枉似的。
需要指出的是，若不是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电令中共必须促成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抗日的，中国抗战离不了蒋介石的领导，捉蒋会促使中国内战爆发，日本可乘中国内乱迅速打败中国，转而进攻苏联，苏联的战略就是要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此前12月15日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要求 “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那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扩大内战了：由剿红军变为剿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了。那可是小日本求之不得的。
当时张学良执掌的东北与国民政府仅是名义上的归属关系，东北军权、政权、财权集中于张学良之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难以真正对张学良发号施令，更动不了东北军的一兵一卒。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能指挥的仅为中东部数省而已。
蒋介石后来曾说：“ 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
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过去长期流传的“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纯属谣言，“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自己下的。
张学良自己说：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咱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张的原配夫人）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以上见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记录、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张学良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记录及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录）
如果按张学良自己说的九一八事变时误判日军只是“挑衅”而下令不抵抗，那么在东三省大部分已沦陷的3个月后（当时东北全境的日军只有4万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先后明令张学良“对于日军进攻绵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死守锦州”、“如遇侵犯，则抵御之”、“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此前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 “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 日内到平（北平），归副司令指挥。” ），张学良竟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将部队撤出东北（听说当时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面朝东北方向跪在车站的地上痛哭不止），又怎么说呢？
以锦州为中心的辽宁西部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如果辽西保住了，就能够扼守关外门户，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入关继续侵略华北和热河省。
然而日军先头部队数百人进入锦州，竟未遭任何抵抗。
此后不久，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三倍多、工农业资源极为丰富、工业基础国内先进的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由此，东北军名声尽失矣！张学良名声尽失矣！
需要指出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政府的行为而只是日本关东军的独断专行。就在事变后不久的9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还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此后日本关东军轻易占领东三省，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
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日本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
“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日指东北）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如果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能够坚决抵抗，东三省决不会轻易沦陷；没有东三省的资源和经济基础，日本就难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并将东北军大军撤出东北，过莫大焉！
九一八事变，国耻也！国之奇耻大辱也！
当时东北军是国内装备最好的军队。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坦克部队就是张作霖创建的，而张学良则是中国战史上第一个同时动用大炮、坦克和飞机进行作战的将领。
张学良曾回忆说：东北易帜（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之初，“我们奉天军（东北军前身）拥有4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坦克。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不过3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军事力量很强。”
据张学良的卫士郑景山说，张作霖生前曾训斥张学良：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顶多有1万3，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奉天省省长）召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咱东北军有30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1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萨苏《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九一八事变日军一日之内占领沈阳后及东三省迅速沦陷后，东北民间传曰：大帅（张作霖）若在，必不至此！“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不成器！
精忠报国是军人的天职，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张学良作为30万东北边防军的司令长官，为了一己私利，为了东北军集团的私利，在国难当头之时，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置供养东北军的东北父老乡亲于不顾，竟然不抵抗，竟然大军撤离，不是不抵抗将军，不是逃跑将军是什么？这是任何有气节有血性的军人所不齿的行为。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蒋介石下命令不抵抗，就算是蒋介石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也应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军人当赴国难、战疆场，岂能不战而逃！
倘若当时张学良率30万东北军抗日，再加上数十万义勇军的支持，日寇岂敢嚣张！中国抗战史将重写，张学良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可一念之差，成千古恨矣！
张学良后来恢复自由长达10年，中共高层多次盛情相邀（原东北军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就曾受委托赴美国3次面晤张学良，商谈张回大陆事宜），他的老家辽宁省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他客死异域，始终没有踏上大陆故土一步。
中国传统是“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其对世纪老人张学良应该影响至深，他何尝不想回来，可他为什么不回来呢？人们纷纷猜测原因，莫衷一是。
老朽认为原因其实很简单很清楚：他愧对东北父老乡亲
本站认为：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道不勇不智
不报国仇，为之不忠；不报父仇，为之不孝；不顾父老乡亲而去，为之不仁；对同僚下属不管不顾，为之不义；投靠共党，为之不道；逃往关内，为之不勇；西安事变，为之不智
率八千子弟西征打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尚且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国耻，能不愧乎？
韩声涛生平简介：韩声涛，汉族，1912年10月22日生，山东平度人。1931年春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不久即投身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坚苦卓绝的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1931—1945）期间，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和副团长；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永定河地区抗战、冀中抗战、豫北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豫皖对日游击作战、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和豫中会战；所在部队为吉林抗日救国军、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西安长安军官训练团和昆明美军参谋学校。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第299师团长。1949年任四野第45军第135师副师长。1951年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教务处副处长。1955年被转业到湖北省襄阳高中任副校长，后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生前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2010年3月22日在襄樊逝世，享年98岁。
张学良不孝不忠不义且荒淫无耻
纵观近代历史，张学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纵览对张学良的历史记录，似乎粉饰的成分太多，揭短的成分少了些。有关张学良正面的记录在此不予赘述，
今天扒一扒张学良一生上不得台面的五件事：
一、子承父业，子却将父业拱手让与外人，此为败家：
张学良其父张作霖土匪起家，沙场挥缰十几年，占据了东三省，统兵20万，号称“东北王”。蒋介石与张作霖交战多年，欲吞东三省未逞。在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死后不足半年，不顾部下全员反对，违背其父遗愿，宣布易旗，白白地把东三省奉献给蒋介石，换了个有名无权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当，坐镇北京。此为罕见的败家子也。
二、父仇子报，子却不报，此为不孝： 二十世纪起，日本加剧对东北的经济侵略，要修大郑铁路，张作霖抗衡不准。在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兵败自北京乘火车回沈阳时，日本人秘密在皇姑屯埋设炸弹，爆炸火车，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受重伤，不治而亡，享年55岁。张学良不但没有向日本追究此事，不报杀父之仇，反而与日本达成友好协议，又回到北京去当总司令，抽大烟迷酒色，在天津与赵四小姐鬼混。此为十足的不孝之徒也。
三、身为军人，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弃国土和人民于水火之中，此为卖国不忠：
日本为加快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张学良下令不抵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仅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军仅一万人，而张学良率领手下20万大军不发一枪一炮，慌慌退至锦州，后又逃到关内陕北。东三省沦陷给日本，东北人沦为亡国奴。
老百姓送给他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称号。此为卖国不忠之罪也。四、骨肉相残，此为不道：在“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进驻红军驻地后方，任陕北剿匪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围剿陕甘红军，频频向红军进攻6次，牵制分散了红军抗击蒋介石的力量。外敌入侵之际，枪口不是对外，而是亲疏不分，骨肉相残，此为卑鄙的不道。
五、国家危难之际，却迷醉酒色纳妾，中年抛却糟糠之妻：张学良在北京任总司令时，开始过上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抽大烟，嫖女人，在天津与美女赵四小姐，整天恋于舞场，不顾原配夫人劝解，将赵四纳为妾;最后在狱中与六十六岁高龄的原配夫人离婚，与赵四结婚，其先后纳了11个小妾。此为薄情无义之罪。
中共急于高价买走西安事变解密文件 曝卖国铁证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当时，已经面临被消灭命运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红军，由此得以生存，并在国军与日军血战的缝隙中得以坐大，并最终在日本失败后从国府手中夺取政权。
本刊获得的最新“西安事变”原始史料证明，早在事变前半年多，毛泽东、彭德怀就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表示要撤退前线的红军，正式提出要与张学良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张与毛由人牵线联系上之后，才有这封毛、彭致张的信函。(不过，“12.9”学生运动领导人宋黎和刘鼎的回忆录都载有张学良加入了中共之说。而且宋黎就是介绍人。)1936年4月，周恩来同特工首领之一的李克农与张学良曾经会面。
第二封信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代名，日期为1936年8月，共6页。最后一页是众多国共领导人的联络假名及一些暗号。仅第1页的若干意见，就提出了如何夺取兰州，出兵绥远，进占甘、凉、肃，取宁夏，控制陕甘宁交界处的黄河东岸，通过已经安排好的新疆配合，最后打通苏联的具体用兵计划。该计划显示，从目的到具体措施，它都与抗日无关。它旨在全力打击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从而有利于苏联及日本。这就表明，西安事变是一起卖国事变。
第三份引人注目的文件共有八条，一方由毛泽东签字，另一方应由张学良签字。据称由于“事变发生而未来得及签字。其内容是张与毛的相互配合与协调的原则。其中第一条的甲、乙项是建立“联合战线”，丙项则是“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即他们联合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这份以抗日为名的“协定”已经送到张之手，还没有来得及与毛并列签字，蒋已抵达西安，事变随即发生了。
第四份文件的结尾，是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之后佯装“自省”的冠冕堂皇的表白。他似乎忘了他早就暗联毛泽东中共，开始了推翻中华民国，卖国予苏联，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日本的阴谋活动。这些文件，白纸黑字，赫然在目。
至于李宗仁的文件，则与西安事变无关。那是1933年两广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之事。而到1935年，两广已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先清除中共，然后一致对日作战。西安事变前夕，两广为剿灭中共，已派大军北上。只是事变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
下面这些就是张学良的印度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当时他把它们带到香港，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他的后人打算出售，但是张学良的儿子并无积极性收回，一拖再拖。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价十几万美元，后来中国大陆西安文管所得知，竟以二十多倍的价钱买走。还里刊布的还不是全部，只是张学良和毛泽东、彭德怀的协议等要件。
以下图片皆可点图看大图:
made it very clear thatChiang Kai-shek was fully in control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and that any detente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Chiang’s cooperation. Further complicating the issue was the fact that Chiang considered the Communists the greater threat to him, as opposed to the Japanese, whom he considered a minor annoyance.
As the year went on, Chiang became frustrated and then suspicious of the Young Marshal’s lack of progress against the Communist forces, so much so thatZhang staged mock battles and engagements with the Communists as a cover. In October of1936 Chiang Kai-shek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step up his”suppression campaign”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t nearly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and was repulsed in the Suiyuan Campaign, giving many inChina the hope that Japan could be successfully resisted.
In December Chiang Kai-shek flew to Xi’an to test the loyalty of the Kuomintang(KMT) forces under Zhang, and to personally lead an attack on nearby Communist forces. Zhang Xueliang and another General, Yang Hucheng, tried desperately to convince Chiang to join forces with the Communist army to resist the Japanese. When they were unable to elicit a compromise, they took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on December12,1936, Zhang and his forces stormed Chiang’s headquarters and arrested Chiang, triggering the Xi’an Incident.
The Xi’an Incident was reported at the time as a treasonous coup by Zhang, but it is fairer to describe it as a”forced negotiation process.” Chiang Kai-shek was kept under house arrest for nearly two weeks, during which time Zhang and Yang asked the Communists to send a delegation to Xi’an to discuss the fate of China. For much of the time Chiang resisted negotiations, until it became clear that his life and freedom depended upon it.
On December17, the CPC delegation, including Zhou Enlai, arrived, but negotiations with Chiang were not fruitful. On December22,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her brother T.V. Soong arrived to continue negotiations, and on December24, an informa丨 agreement was reached(though Chiang Kai- shek never officially signed any peace documents).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owever, immediately ceased, allowing for a successful resistance to Japan.
After Chiang’s release, Zhang Xueliang was arrested, tried in a military court, and sentenced to10 years for his part in the incident, though he wound up spending nearly the rest of his life(until1989) under house arrest.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Xi’an Incident, Zhang asked HylandLyon to act as bodyguard to his wife, Edith Chao, and young son, Bobby. For the next5 years, while Zhang was in prison in Shanghai, Lyon piloted the family about, took care of many important domestic transactions and accompanied them on their travels. He finally left China in1941, returning to Los Angeles with6 steamer trunks full of hi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y and documents, in addition to a small lockbox of documents.
海岚•里昂(Hyland”Bud” Lyon)
西安事变相关文件
海岚•里昂先生曾做过特技演员、赛车选手及修车师。移居中国之前，他曾在洛杉矶近郊的柏班克(Burbank)担任专业飞机维修师，随后在1934年因追随一名爱慕已久的女艺人搬往中国上海居住。到了中国之后，里昂先生成为中国航空公司(CNAC)飞机技师，与当时身处中国的一小群美侨与外侨共同建立起中国的航空事业。来到中国一年之后，就在他正要放弃回国之时，
东北军阀“少帅”张学良(亦是蒋介石身边的一名将领)邀请他担任机械师与飞机副驾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里昂先生便受托一直待在张学良及其家人身边，担任张学良的飞机驾驶、机械师与保镳等重要角色，与其共同度过了这段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混沌的时光。
张学良的父亲是奉糸军阀领袖张作霖(1875-1928)，曾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对抗，后遭日本关东军暗杀。张学良年少玩事不恭，沉迷烟毒，但在父亲遇刺后一改前非，与蒋介石合作抵曰抗俄，致力于中国的统一大业。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背着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希望结束国共敌对状态。张学良当时虽然一直希望凑成国共合作，能够停止内斗并共同抗日，但却向中国共产党清楚表明国民军应由蒋介石全权掌控，而任何的停战协议也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才能签署。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仇共远远大于仇日，认为曰本事小，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
几个月下来，张学良在剿匪方面毫无进展，使得蒋介石先是恼怒，并开始怀疑张学良的忠诚。张学良因而与共军佯装作战，以掩盖谈判实情。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突然亲率部队大力加强剿共，并且又在绥西战役中大败日军，使得国军抗日士气大振。该年十二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领军剿共，同时也是测试张学良部队的忠诚。蒋抵达西安后，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竭力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联手抗日，但蒋介石始终不肯让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手下冲入蒋介石总部将其逮捕，西安事变由此展开。
西安事变在当时被定调为张学良背党叛国事件，然而或许应该视为迫使蒋介石上谈判桌的一种手法。蒋介石连续两周被拘禁，而张学良与杨虎城则趁此机会要求共产党派遣代表前来西安共商国家前途命运。蒋介石直到生命与自由遭到严中威胁之际才愿意上谈判桌。
十二月十七日，共产党派遗周恩来等人前来西安协商，但谈判未果。十二月二十二日，蒋宋美龄及其兄宋子文抵达西安继续协商，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达成协议》当时蒋介石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书，但国共敌对状态立即冰释，以便能够协力抗曰。
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学良立即被逮捕，并送军法审判，结果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身，直到1989年才被释放。西安事变过后不久，张学良托里昂先生担任张妻赵一荻与幼子张闾琳的贴身侍卫。接下来的五年，张学良在上海服刑，而里昂先生协助赵一荻母子处理重要家务，并驾驶飞机带她们四处奔走。里昂先生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了中国，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件的保险箱回到了洛杉矶。
(以下是上面红色信笺内笔迹的内容)
将军足下：
顷晤少卿团长，欣悉足下与鼎方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始终不为环境所打动，对抗日红军，不仅无继续阻扰企图，且愿给以实际帮助，此中华民族的幸运，亦兄等千秋万代的伟业。
今日之事，也非日本应不应该给予打击和抵抗的问题，亦非东北健儿有没有抗日的勇气和决心的问题，而是在决心抗日救国的基础上，以冷静至诚的态度，谨慎(原文作精审)周到的精神，来同盟抗日救国的策略和步骤的问题。
因此特派本方面军政治部李克农同志，传达微忱，并提出下列问题以资讨论。
一、从本月十六日起，我军即下令撤去甘泉、虏施之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同盟抗日。
二、目前各就原防，做抗日的一十万准备。
三、各派全权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以及抗日的作战协定——时间地点再商定。
四、我们提议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汉卿兄有何意见?
五、在抗日问题上，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步骤，这一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汉卿兄有何意见?
当然，上述讨论，只是初步的协商，仍望足下坚定其与日本不共戴天之誓，深切了解红军抗日之诚，达到在抗日联军战线上，共同奋斗。
事急矣，时亦迫矣。万方多难，国势险危，华北沦亡，民族疹瘁，枕干戈以卫社稷，谁为抗日之雄，息箕豆相煎之嫌，愿结同仇之谊。知足下家仇国耻，常思建白于国人。我们是断铁斩钉，坚决收复我东北，因夙致意，不尽所怀，引颌南天，伫侯明教。
敬致勋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彭德怀
政治委员毛泽东
(以下是上面l蓝色笔迹的内容)
李毅(按：即张学良)同志(按：称同志)：
一、赵年(按：即潘汉年)同志从赵联(按：即苏联)返回，根据赵联同志意见，国内及西北的形势，对于兄所提出的问题及意见，经过慎重讨论，有如下的意见，即令赵年来西安与我兄商酌。
二、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相约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兰州、打通赵苏，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三、乘蒋注意西南方面无力北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对于八、九、十三个月完成基本部分。
四、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军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的进攻。
五、东北军以致其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赵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赵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赵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此战略就巩固内部来说，好好地完全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中心。
六、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赵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路。新疆的协助与赵联的接触，已不成问题，其详情问赵年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