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公开的党史宣传中，一直极力突出的，是中共发表的抗日宣言和言论，宣称“共产党抗日最积极”。但真实的历史并不在官方宣传中。中共内部文献记载中，有一些是不能公开的，比如，毛泽东曾说：“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而这些，都发生在国民党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
毛泽东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待命出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共党的背叛结束后，1934年，蒋介石调动100万正规军围剿中共红军。两年来，红军根据地损失90%，只剩陕北这一小块根据地，红军只剩下2万多人，而蒋介石手中掌握着230万军队。
1937年7月7日深夜，驻丰台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中国驻军还击，史称卢沟桥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7月8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本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1]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擭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2]
蒋介石：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谈话，开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宣布：“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
对于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随即“表示真诚热烈的欢迎”。
7月23日，毛泽东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并且欢迎蒋介石庐山谈话，“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5]
毛泽东说，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多次内部讲话中反复阐明，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是前提，独立是原则。
8月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致电正在云阳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提出红军在对日作战中的战略方针及作战原则问题：“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6]
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为了发展武装力量，战后夺取全国政权，严格规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个总体方针是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
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首先作军事问题报告，说：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的胜利。按目前敌情，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红军主要作战地区是冀、察、晋三省之交地区。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为当前基本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展开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与会的高级指挥员多倾向于运动战，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彭德怀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刘伯承提出“游击运动战”。
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延。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战胜利后，打败筋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根据李锐在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证实：毛泽东主张共军和日军夹击国民党军，毛说：“一些同志认为日军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了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否则变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会议改组了中央军委。新的军委成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同时决定设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7]
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9月22日，蒋介石批准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于是，本着团结救亡，国民党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
9月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高级参议乔茂才，来到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到第一二九师师部求见刘伯承将军，乔茂才拿出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调刘伯承师至西安乘车，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加入石家庄正面防御作战。但刘伯承拒绝与乔茂才见面，命令李达向乔茂才表示：“不经过朱总司令直接指挥我师，是违反指挥原则的，这样的命令本师不能接受。”
1937年9月中旬，沂口太原会战。在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领导下，集中28万人，激战20余天，消灭日军2万余人，国民党军死伤5万余人。林彪领导的115师参加了侧击日军的战斗。 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的后勤辎重部队，进入了平型关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一整天，消灭进入伏击圈的全部日军，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伤亡200余人，115师总伤亡人数近1000人。但彭德怀在一次八路军会议上提到：平型关这一战共产党上报“杀日军上千”。 115师是中共的精锐，地势优越，人数又数倍于日军，而且是突然袭击，打的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任务的非战斗部队。如果说林彪胜利了也是惨胜。这次参战让毛泽东了解了日军的战斗力，他认为不能与日军正面交战，下决心坚持山地游击战。战斗还在进行中，毛泽东就致电给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并强调像平型关这样打法，以后不能再有。 [8] 主持“平型关战役”的林彪后来被毛泽东斥为“不懂政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路军三个师在华北地区依傍山地进行战略展开。115师依托恒山，于涞源、灵丘以南，五台、盂县以东，灵寿、曲阳以西的晋察冀边区展开。120师主力依托管涔山，于晋西北左云、清水河、保德、宁武、平鲁等县展开；第359旅于定襄、柏兰镇以南，盂县、井陉以北，平山以西地区展开。129师依托太行山在正太路以南晋东南地区展开。
斯大林要求中共无条件服从支持蒋介石
11月14日，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乘苏联军用飞机回国，29日到达延安。王明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后补书记。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简单致词：“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作喜从天降。”
1937年11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书记处提出：要中共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1933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崛起，苏联东西两方面都面临了严峻的战争形势，为阻遏德、日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斯大林希望在东方与蒋介石合作，以期中国能抵抗并牵制日本。因此在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强调中共应全力以赴同地国民党蒋介石长期合作，坚定抗战的决心。斯大林的国际战略是：联合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让蒋介石政府有能力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一旦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苏联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德国，避免两面作战。他要求中共无条件地服从和支持蒋介石政府。
带着斯大林的尚方宝剑，王明回到延安。在机关团体和抗日军政大学等各种欢迎会上，王明多次发表演讲，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执行政策不力。
王明批评毛泽东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1937年12月9日到14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报告列举了抗战以来中共所取得的成绩，重申了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接着，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了洛川会议。认为洛川会议没有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这个根本原则；批评毛泽东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不该把国共合作放在最后一条：批评《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参加政府不应以实行共产党的《抗日求国十大纲领》为前提条件，而应以是否抗日为条件，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日，就可以去参加。
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形成后，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无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问题，毛的这些提法，受到王明针锋相对的批评。毛在会议上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及政策。参会者多数倾向王明。会后彭德怀感到两位领袖意见不一致，问主持会议的洛甫：“回去怎么传达？”洛甫说：“由书记处写一传达大纲。”按统一的传达大纲，冲淡了王、毛的分歧。22日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多数人同意和拥护王明的主张。
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增加到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中央常委的控制。常委9人中，有5位站到了毛的对立面：王明、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他们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3个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9]
“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时南京已经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迁都过程中，武汉成为暂时的政治中心，部分军政机关迁往武汉办公。蒋介石得知王明回国，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
12月21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先由王明介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抗战形势和两党关系的一些意见及建议，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议定共同纲领发表了意见。蒋介石对谈话表示满意。最后要求“王明留汉相助”。他们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武汉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讨中共办报纸等宣传工作，一时间轰轰烈烈，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抗日中心。后来，毛泽东耿耿于怀地把他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因为代表团与长江局在组成人员上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央长江局，成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王明在汉期间，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出席各种会议，做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工作。
1938年1月12日，《新华日报》创刊第二天，王明撰写《团结救国》社论，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应当是大家共守的信条；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大家工作的方向。”
1月29日，王明在《关于建立新的军队》的社论中提出：“建立新的军队的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就是说，完全统一的国防军。”他公开宣布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说：“我军目前战略方针，似宜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以游击战。”
1938年2月，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多数人支持王明。决议称：要抗日就必须“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军事指挥。”同时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毛泽东所坚持的借抗战之机发展壮大中共力量、最后打倒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计划，当时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
苏联支持援助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
支持援助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是莫斯科远东战略的重要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38年8月，苏联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的条约》。11月组建了“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到1942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才中断。在此期间，苏联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2.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和其它物资，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派遣军事顾问5000余人。
毛泽东个人生活发生重大变化。
这段时间，毛泽东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李德回忆，毛泽东和给他做英文翻译的吴莉莉有私情。1937年至1938年间，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他们住的窑洞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贺子珍对毛进行威胁，传说还动用了手枪。贺子珍决心“不给他（指毛泽东）过了，离婚”。毛泽东多次解释，贺子珍执意不听。1937年10月，收拾简单行李，孑然一身到了西安，1938年1月，她乘飞机到了莫斯科，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改名文英。贺子珍出国是已怀孕，在苏生了个男孩，不久夭折。节假日，她还把当时在莫斯科的毛岸英、毛岸青接出来，用有限的生活费买糖果给孩子吃，替毛泽东尽亲子之情义。
就在贺子珍对毛泽东怒气未消、旧情难舍的时候，江青闯进了毛泽东的怀抱。江青，山东诸城人，1914年生，学过戏剧，演技多才超众，成了明星。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济南纨绔子弟裴明伦；二婚是青岛俞启威即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三婚唐纳，在上海结婚。婚后江青突然遗弃唐纳逃走。江青在婚变中出的名比她在演戏出的名大，后来在上海滩难以立足，决心去延安。1937年7月，乘火车到西安，转延安，先入中央党校学习，后被分配到鲁艺当老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江青遇到在诸城小学当老师的康生，康生撮合她同毛泽东相识、同居。江苏省委调查后认为，江青生活腐化，历史不清白，不宜同毛泽东结婚。朱德、周恩来当时劝阻反对，但未能改变毛泽东要娶江青的决心。
1938年11月毛泽东得遂所愿，江青成了红色中国毛泽东的第一夫人。
评：
彼得‧弗拉基米诺夫，曾在延安住过四年，他与毛泽东等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毛泽东的话与他的行动往往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共领导阶层把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占夺国军控制的土地，不择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中共这种活动，显然损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国人民的许多牺牲。”此种论断也佐证了中共官方试图歪曲的那段历史。
在一个专制的政权下，没有真正的历史。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版。
3：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4：[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版，第1064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化学书院编印，年代不祥：民国73年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页-2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8：逢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70年1月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专辑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67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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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中共不抗日反而通敌卖国
前文已说，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那么，中共不抗日在做些什么？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进行了总结，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间中共做的主要事情有：
为了贯彻“武装保卫苏联”方针，继续发动武装暴动，强占地盘；建立伪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分裂中国；搅局淞沪抗战，派地下党混入十九路军制造混乱；国民党长城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暴动，发展壮大自己，并进行内部肃反，十万红军被处决；勾结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继续分裂中国；被国民党围剿，被迫逃跑，最后在陕北落脚；策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军事叛变，使中共生存危机缓解。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并非如其公开所言积极抗日，而是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确定了“要日蒋火拼”的方针，即将国民党视为最大的敌人。毛的前秘书李锐也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对此明确的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这也是为何中共建政后毛多次感谢日军侵华的原因。
洛川会议后，毛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地，不是抗日，而是绕到敌后，以谋扩张。毛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至于毛和中共吹嘘的游击战，不过是为中共夺地扩张的“法宝”。毛在毛选中承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
公开打国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和中共还有些忌惮，不敢公开的不抗日，甚至还局部的参加了抗日，那么，随着中共发展到50万人马，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的艰苦相持阶段时，中共的真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中共宣传的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如中共广为宣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中共军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不听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直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国民党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造成被围歼的悲剧。当年的《大公报》的报导就道出了真相（另文介绍）。
与日军暗中勾结
除此而外，中共还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更为恶劣的是，中共与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国民党的军情，也就是通敌卖国。
美国之音今年2月21日的《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视频，透露了不少内情，具体如下：
一、日本东京大学远藤誉教授在台北找到了毛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二、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了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其目地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其后，潘汉年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军的停战问题。
三、远藤教授找到了毛给潘汉年直接下与日军勾结指令的证据。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此外，《年谱》里有30多处毛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
四、远藤教授研究证实，潘汉年曾多次向日军出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至于针对蒋介石的多次“斩首行动”的相关情报是否就是由中共提供的，还有待研究，但以中共在重庆的地下势力，获取情报也不是难事。
五、远藤教授认为潘汉年通日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共建政后，毛要尽快将潘汉年以及相关知晓内情者一一关进监狱或处死。
而另外可以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的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样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只是因为抗日战争提早的结束，中共与日本勾结以及进一步缔结条约的可能性才终止，但中共通敌卖国的罪恶却在历史上无法抹去。
发展壮大自己
不抗日的中共，还利用国民政府抗日，无暇剿共的大好时机，继续发展壮大自己。他们种鸦片，并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亦派出了大量人马到国统区去，一方面埋伏下来，等待时机，一方面制造混乱，给国民党制造麻烦；他们还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确立了毛的思想统治和独裁地位……
根据辛灏年先生的研究，1936年底，中共红军仅存不足2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后至1937年，中共因靠抗日招兵买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150万。此后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所控制人口已达一亿以上。
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简言之，中共不仅不抗日，在背后拖国民党的后腿，在后方打国民党，而且暗中与日军相勾结，通敌卖国。这样的行径一旦被中国人知道了，中共还能欺骗民众到几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