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六四”啊，1989年6月4日，根据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命令，中共军队开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进行血腥屠杀。
在赵紫阳留下的一份录音文件中，他回忆说：“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的发生了。”学生被镇压后，同情学生的他也没躲过政治迫害。紧接着，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当时，赵紫阳在中央全会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申辩：对扣在他头上的“分裂党”、“支持动乱”两大罪名“不同意、不接受”。这样的态度，一直到他去世都不曾改变。赵的老部下、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曾向美国之音记者透露了他和赵见面的一个细节。
2004年3月，姚监复到赵家探望。临别时，他告诉赵紫阳：李锐说，中共历任总书记都是以做违心的检讨、承认错误而告终的，下台的。但是，只有两位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赵紫阳。
听了这番话，当时正在吸氧的赵紫阳把氧气管拔掉，从躺椅上站起来，走了两步，走到姚跟前，拿手指著姚的鼻子问：“是你说的陈独秀？”姚说，不是，是前毛泽东秘书李锐说的。然后，赵紫阳背过身去，两个手朝着天花板，放声地、非常爽朗地大笑，说：“哈哈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这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他曾对这个政党抱有无尽的幻想，到头来发现这个组织只听命于苏共，净干那些卖国、颠覆合法的国民政府的事。于是，他公开声明脱离。中共让他“检讨”自己的行为，陈独秀一口回绝，并因此被造谣、抹黑。
差点被扣上“美国间谍”的罪名
中共这些惯用伎俩啊，赵紫阳也都经历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被安上“两大罪名”，旅美学者、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晓农还对大纪元披露，当年，赵紫阳差点被打成“美国间谍”。
程晓农说，1989年六四前，邓小平调动军队进北京，事先没有经过中共政治局同意、没有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他只是和一些中共元老私下碰过头，然后决定调50万野战军进京，分路包围天安门广场。
“六四”屠杀发生后，邓小平知道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基本都毁了，于是想到一个补救办法——把赵紫阳诬陷成“美国间谍”。如果诬陷成功，就可以说军队进北京，是为了避免外国干涉采取的行动。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是这件事的当事人之一。六四后，他们所的十几人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陈一咨流亡海外，同时对香港和美国媒体披露了这件事的更多细节。
他回忆说，在1989年6月28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安部长王芳做了一个报告，说赵紫阳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因为赵紫阳和他的秘书鲍彤，通过“索罗斯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勾结美国富商索罗斯；索罗斯是受中央情报局操纵的。赵与美国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1989年7月2日，王芳的报告作为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发到正省军级，所有用过索罗斯基金会的钱的个人、项目和组织全部受到审查。之后，王芳的秘密报告不知被什么人泄露到海外。
索罗斯得知后非常震惊，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第一、他在中国建立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第二、基金会的所有活动、所有项目，都是公开的；第三、基金会的钱，都是他本人的，他有全部的证明，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索罗斯还表示，愿意接受邓小平派人到美国来调查，他也愿意到中国配合调查；如果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话，他愿意继续提供资助。
索罗斯在给邓小平写信的同时，还专门派他的法律顾问科恩到北京﹐直接跟中共高层谈这件事。邓小平担心继续追查下去，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不得不放弃陷害赵紫阳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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