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与江青、周恩来
我是同一天见到江青和孙维世的，当时江青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孙维世虽美还有些稚气。我见到这两位美人是1938年一月廿八日，这天晚上延安举行“一二八”晚会，会后演出话剧《血祭上海》，主角是孙维世，配角是江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在1935年就已经在上海同台演出过夏衍编剧的《摇钱树》，其时江青叫蓝苹，孙维世化名李琳，年仅十四岁，是演的配角；这次延安演戏，主角配角的地位互易，当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私人间的恩怨。不久，她们又同台演出《团圆》，延安相当轰动，好事者又评头论足，说孙维世既年轻美丽演技又好。不久，我们又听说，孙维世和江青、徐以新有三角恋。
孙维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母亲任锐，原名任培长，也是任弼时的妹妹，我在延安时，她担任保育院长，我见过她。我认识任弼时的另一个妹妹，当年在镇江化名徐若萍。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
王光美是刘少奇夫人，同时是毛泽东的亲密泳友。她的泳装很时髦，江青一见王光美的三点装，就骂“狐狸精”。文革期间，周恩来曾承江青的旨意批示将王光美枪毙，是毛泽东保住她的。
五、六〇年代《人民道报》上刊有很多毛与高官夫人池边照片，当时还是相当有透明度的。
周恩来单线领导名女人
周恩来与女人的接触都是高度机密。周恩来由于集统战与特务的大权于一身，许多名女人，都在他的对外绝对保密的单线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和这些女同志，辟室谈心，是无人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共中央时，身边有一个女人叫黄慕兰，又名黄淑仪。她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代，原与贺昌扮为夫妻，后来贺调去中央苏区，黄慕兰担任互济会（共产党专门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救援部长，在上海以交际花身份活跃于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有租界的暗探，翻译官等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时，她最先得到消息，中共在上海的迅速转移，没有受大的影响，周恩来公开表扬过她。1955年她以叛徒、敌特的罪名被捕坐牢，有人为她曾向周恩来申诉，周说：“共产党员都要受考验的。”
抗战期间，有一对著名的姊妹花，姐姐叫胡楣，妹妹叫胡绣枫。我认识胡绣枫时，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过去也是共产党，中共要他合作，他提出一个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感到为难，因为胡绣枫当时正为周恩来传递国民党的重要情报。胡绣枫的姐姐胡楣，又名关露，是三〇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她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过情报。胡绣枫写信请李士群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这样就替李士群与关露拉上了关系。关露以汉奸的公开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姊妹俩兴高采烈地到了解放区，自以为立了大功，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结果双双被捕。胡绣枫和她的丈夫李剑华被称为国民党特务，关露被称为汉奸。有一天周恩来总算让她们见了面，姊妹俩拥抱痛哭。
关露年轻时与周恩来身边主要助手王炳南相恋。关露被放出后，她和王炳南提出结婚，为周恩来反对。邓颖超说：“关露作过汉奸，无论是什么原因，名誉已经太坏了，她若是和炳南结婚，会对党和恩来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关露最后吞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一首诗“别了，恋人”，其中有几句是：“在一切不回顾的当中你去了，去远了，到如今，已不复也再不能看见你的背影。”还有一句遗言：“我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党了”。言词凄切。
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手下有一著名女将王莹，她是一位作家兼电影明星。当时金山在周领导下主持一情报网，金山原名赵默，他的哥哥赵班斧是上海市社会局长，是杜月笙和戴笠身边的红人，他们的姐夫又是国民党CC系大将潘公展。金山利用这些关系在国民党的情报网内建立中共的情报网。金山和王莹既同台演戏又成夫妻，王莹把金山获得的机密情报传递给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介绍王莹与另一潜伏在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联系。抗战后期，王和谢在美国结婚。中共建政后他们回国，“大鸣大放”期间，谢和赓提出中国的中南海要和美国的白宫一样，开放给人民参观，全国各地没收的豪门巨宅也应该学美国，改建为博物馆。结果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王莹也被捕，1974年三月三日死于狱中。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多少个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他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她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哪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不讲。”（“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的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为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别人就更不易知其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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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共同的“亲人”——张文秋
周恩来一生，政治生活多彩多姿，他的私生活也一样多彩多姿。政治生活与私生活之间，由于周恩来长期领导地下工作，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为用，极端隐蔽。在地下工作中，男女同志临时配作一对夫妻掩护工作，很多情况下，男女同志挤在上海一个小亭子间大被同眠是常有的事：像周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个“家”。
我在延安时，知道有位和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都很深的神秘女同志张文秋，也在延安，我见过她，也认识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振亚，因此我了解张文秋的一些浪漫传奇的革命故事。
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身份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的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后来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国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
张文秋在抗战时到了延安，虽是徐娘半老，依然风騒迷人。周恩来、邓颖超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特别是邓颖超十分卖力，急于把张文秋推销出去。毛泽东、张文秋初见，彼此都有销魂的感觉，于是就互相亲起来了。
张文秋在地下工作时期，与许多著名的中外共产党人都亲过，其中周恩来是她最亲最亲的。张文秋正式结婚二次，共生三女，长女思齐，到延安后被毛泽东收为干女儿，1949年十月十五日，即中共建政后十五天，与毛岸英结婚；其后第二女邵华（原名少华）又嫁与毛泽东的第二子毛岸青（生子毛新宇）。张文秋被称为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周恩来有没有私生子女
周恩来有私生子女，这个说法很广，周恩来私生子中有一个是德国女人生的，1966年我访问西德时，曾就这个问题向德国朋友打听过，德国朋友说，周恩来在德国时，当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到处女多男少，中国的留学生多寄宿在这样的家庭，有艳遇的很多。有的一家都是女人，来了一位中国青年作客，把他像皇帝一样侍奉。我问到五〇年代我至少见过香港两家报纸报导过周恩来在德国先后与两个德国女人同居和生育子女的事。其中还有个德国混血儿的照片，生得和周恩来一模一样，我问“是真的吗？”德国朋友很有礼貌的回答：“德国人一向很尊敬中国人，我们也听到这些事。如果是真的，我们是亲戚啦！”然后，他又补充说：“安娜？王（王炳南离婚夫人）现在东德，她也是你们贵国周总理的朋友，她对这些事最清楚。”我说：“如果是真的，周恩来在德国，可能已经儿孙满堂了。”
九〇年代初，有一本《叫父亲太沉重》的畅销小说，作者艾蓓小姐，中国文化圈内认识她的人很多，艾蓓的小说使人联想到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引起一些争论。
我认为艾蓓的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致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
周恩来临终前的四个“托”字，关于此事大陆流传的有三个不同说法。
第一个版本是民间的传说，托罗青长好好照顾他的私生女——艾蓓，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说明周恩来晚年还有一点人情味。
第二个版本是，周恩来四个“托”字，不是对罗青长一个人说的，周临终前，先后对身边的人托了四件事：
一、“托”澄清“伍豪事件”、“伍豪”是周的化名之一，国民党曾用“伍豪”等人的名字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周恩来认为，这件事明明是假的，而毛泽东却抓住这个“假案”始终不放手，说明毛泽东准备要利用周这份材料，把周整为“叛徒”。周恩来坚持自己清白，托人澄清。
二、“托”“杨度事件”，民国初期杨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虽然为人所不耻，但后来对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斗争，提出过许多重要情报，对中共贡献很大，甚至说他救过周一命。周恩来“托”人要把杨度写入中共党史。
三、“托”同志们照顾他的遗孀邓颖超。
四、“托”死后不留骨灰。
以上对四个“托”字的说法，如果是真的也合情理。
第三个版本是，罗青长自己说的，周恩来“托”他和平统一台湾。罗青长不过是周恩来身边的一个特务头子，他何德何能处理台湾问题？所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十分可笑的。
1994年七月六日日，罗青长在美国的儿子罗振（华荣集团总经理）向新闻记者坚决否认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但是他也没有说清艾蓓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由于罗家是有名的特务世家，当年罗青长属于“伍豪之剑”。他的儿子的谈话，等于是一个警告，其后艾蓓这个人就消失了。罗青长儿子的否认艾蓓不是罗青长的女儿，等于反证艾蓓与罗青长的确曾受过周恩来“托”，关系是不寻常的。罗衙内的否认又等于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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