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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家乡如初恋 家乡待我如罪犯!“祖国”只是政治话术?

河南周口市郸城县长董鸿一句“恶意返乡“激起众怒。时评人长平认为,“恶意返乡”的污名和待遇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对于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恶意讨薪、恶意上访、恶意提问、恶意超发遣散费到恶意返乡,中国官方对底层民众“满满的恶意”终于激起众怒。

在病毒清零政策的压力之下,各级官员面目狰狞,封街、封区,封城以及各地互封,比病毒本身更加扰民。7月20日,河南周口市郸城县长董鸿通过视频警告民众不要“不听劝阻,恶意返乡”,“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引发网络舆论哗然——原来“我待家乡如初恋,家乡待我如罪犯!”



其实,已持续二三十年的以“恶意”定义和对待讨薪及上访,背后往往都有非常悲惨的故事。但是,由于所涉人群没有话语权,只在一定范围内激起舆论回响。而“回家过年”被污名为“恶意返乡”,不仅人人自危,而且不符合官方媒体长期当作“正能量”宣传的传统文化。

 “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

我曾经在中国多次跟踪采访春节返乡过年的农民工,了解春运潮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并非央视春晚反复塑造的“年味儿“,恰恰是因为不能”常回家看看“。由于严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农民工为了谋生只能骨肉分离,几千万留守儿童每年只能和父母见面一次。由于没有可供个人选择的休假制度,这一次见面的机会,几乎都集中在春节期间。在我看来,农民工备受折磨的春运潮,是官方”恶意“制造的返乡文化。

很多人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和国内的艰难返乡欢度春节相应和的游子思乡、祖国召唤的剧情,也就是每年春晚都要渲染的“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拜年“。疫情开始之后,为了自保,毅然抛弃这些“海外游子”了,不仅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等官员宣称“闯关回国输入病毒令人不齿”,更引导和纵容网络舆论谴责“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

然而,中国梦要做下去,“回家过年”、“游子思想”这类剧情还是不能少。因此,2020年3月,《人民日报》就发表过评论,在认为“确有极个别归国人员瞒报谎报个人情况,不配合防疫安排,加大了境外疫情输入风险”之后,认为“不能因极端案例而标签化归国人员,更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自然,评论也不忘宣扬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赤诚”,“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这一次,7月2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认为“恶意返乡”论太伤人,“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每一位漂泊的游子都值得被善待”。

央视网也在当日评论说,硬核防疫没错,但硬核不等于硬来,也不是一味“来硬的”。“春节回家,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防疫隔离让很多人无法回家

异议人士从来都是“恶意返乡”

中国官媒视而不见的是,“恶意返乡”的污名和待遇一直都存在。“每一种返乡的热望都须体恤“,前提是你要接受“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每一位漂泊的游子都值得被善待”,但你不能是维权律师或者人权活动人士。如果你宣称“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哪怕你在西方坐拥豪宅,涉嫌犯罪,祖国都有可能派专机来接你“回家”;如果你在外媒当记者,那么你回国探亲可能要写一份保证书;如果你是异议人士,那么你可能没有机会和病危的亲人见上此生最后一面。

即便你是普通民众,你也从来没有得到这个政权的“体恤”和“善待”。否则,以随时可以抓捕一条微博”造谣者“、一次聚餐”饭醉“人士的警力,怎么可能会有几十万失踪儿童下落不明呢?农民工怎么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或者得到更灵活的假期呢?

即便你既不是异议人士也不是底层民众,看看你周围的摄像头,看看从武汉到西安封城时小区大门上的电焊,你会明白在中共宣传中,“家乡”、“祖国”都是一种政治话术,事实是“我待中共如初恋,中共待我如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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