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中央火车站是进入德国的一个门户，每天都有近一万名躲避战乱的乌克兰人抵达这里。这是一支主要由老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队伍，他们陷入一种巨大无言的沉默中，很少有哭泣，很少有抱怨。一切看起来安静极了，但总有什么东西，弥漫在这个火车站上空。战火重回欧洲，一切都变形了。
本文作者王竞，在柏林中央火车站当了两天的志愿者。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帮助这些乌克兰的客人转车，寻找住处，提供食物。她是一名来自中国的作家，在德国生活和工作。由于不满在屏幕前观看战争，她想做点什么。一个周末，她来到车站，开始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中。这时候，有一些细微的东西，通过细节呈现出来。这些细节，既有对命运摆布的无奈，也有对苦难的巨大的坚忍。
她把一个乌克兰女人送到站台，陪她等车，那个女人沉默一会儿，冲她说几句，又沉默一会，再说几句。她是激动还是悲伤？她知道她听不懂吗？她在家做的是什么职业？她任她讲，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只好不停地用手上下抚摸她的后背，她的羽绒衣很薄。上车那一刻，女人突然紧紧地拥抱了她，她也久久抱住了她。
她曾帮助一个想要前往基尔的乌克兰老人。那个老人不懂英文，也不懂德语，但她是个娴熟的“外交家”，带着整个家人，在磕磕绊绊中前往未知地带。
王竞唯一一次见到眼泪，是一个打扮入时的乌克兰女人。她显得很冷漠，但有一刻钟，她的情绪绷不住了，因为她的丈夫被留在了战火中。
王竞后来说，熟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甚至刚刚抵达车站，听到报站名的声音，都让她感觉不一样了。但她仍然保持着一种情感上的克制。她去车站时准备了纸巾，但真正开始大哭，是当她重新回到位于汉堡的家里，回到她熟悉的环境中。她决定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
本文全长11169字，对于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读者来说，值得花费时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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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早上，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天还没有真正启动，滞留的乌克兰人，或几个人一组，或单独一人，坐在条凳上吃东西，发呆，在手机上看什么，写什么。没人出声，没人打电话。一个没牙的老太太，恐怕有90岁高龄，戴着老式东欧妇女习惯戴的头巾，正用双手掰着一片面包，她把面包片四周的硬边掰下来放在桌上，然后把中间软的部分往茶水里蘸蘸，送进嘴里，腮帮子就努力运动起来。一张桌子边，一个戴深度近视镜的老年妇女，头发很乱，双手在发抖，右手却紧紧握住一颗棒棒糖，时不时往嘴里送一下，又拔出来。
大厅的地面上干干净净，没有随手扔掉的垃圾。吃剩的东西要么暂时搁在桌上，不一会儿就有带着塑胶手套的志愿者收走，要么被扔到绷在一些桌边的蓝色大垃圾袋里。
很多人一看就是祖孙三代，祖母——妈妈——孩子的组合，无一青壮年男子在场。新闻早已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颁布了法令，18-60岁乌克兰男子禁止出境，要留下来保卫国家。奇怪的是，这里连老年男人都少见，远不及陪在孩子们身边的奶奶、姥姥人数多。这是一场主要由乌克兰女性和孩子组成的大逃亡。
人民视觉
来到柏林中央火车站之前，我已经看了两周的新闻和电视，还有无数国内国外社交媒体的转发，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围绕乌克兰难民这个主题，不亚于一场信息轰炸。我开始反感自己的这个关注方式。我对自己说，战争不是战争片。可我的全部感知却像坐在一个电子屏幕前看片子，现实远在不可触及的另一个世界。
直到我读到一则报道，被一位志愿者的引言击中：流进柏林中央火车站的难民潮，快赶上了乌克兰波兰边境的汹涌势头。
柏林已成为全德国接收乌克兰难民的第一扇大门，大部分人坐火车来，也有一部分人坐长途汽车。柏林中央火车站成了接收的前沿阵地。媒体报道说，每天涌入柏林的难民人数约在13000到15000，但谁也不知确切数字。我决定去柏林中央火车站当志愿者。
大批乌克兰难民抵达德国避难 人民视觉
我太熟悉柏林中央火车站了。虽然住在汉堡，但坐上德国高铁，不到两个小时就能直达那里。我无数次使用过这座火车站，无论到达还是出发。我翻译了德国当代反思纳粹的小说《科里尼案件》，就是因为一次滞留柏林火车站，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
德国的火车站大都建在一战前，而柏林中央火车站是最新的一座。两德统一后，柏林成为首都，中央火车站作为柏林的一个重要工程，于2006年全面投入使用。乌克兰难民潮之前，这里的日平均人流量在33万左右，在德国火车站里排第四位。它一共五层，地上三层，地下两层。一二层有很多品牌店、面包房、咖啡站以及书店、药房，火车站里唯一的公共厕所就在一层。
柏林日报曾报道，乌克兰难民刚涌入柏林的头几天，中央火车站里的组织一片混乱。仅上厕所一件事，就把难民们折腾得够呛。他们先要跑到地下一层某个摊位排队领取50分硬币，再上一层，在厕所入口处投币才得以进入。厕所归德铁所有，几天过后，德铁认清形势，终于免费开放厕所使用了。
还有热饮热餐供应问题，这也是难民到达柏林车站头十天里志愿者与市政府据理力争的焦点。出于火灾隐患的考虑，市政府禁止志愿者在火车站里为难民提供热餐热饮。一些志愿者出离愤怒，在媒体上直言批评，说官僚们只知道来现场拍些亲民照片，解决实际问题上却拖拖拉拉，要体谅那些好多天都在路上仓皇逃命的人，哪怕就给他们喝一口热汤呢！据说，柏林市政府在3月10日把热餐热饮问题解决了。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是柏林市政府里的高级公务员。他说，相比较2015年的叙利亚难民潮，柏林市政府这次的反应已经相当迅速了。每当危机来临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个人从来就要比政府部门灵活高效嘛。
市民自发组织的热水和零食摊一角 王竞
柏林的朋友们传来十分不同的消息。家里有孩子的，说学校号召捐赠物品，被子、毯子、床单、睡袋和洗漱用品是急需，旧衣服旧鞋子还有玩具也欢迎。去城里各个捐助点帮忙的人回来却说，不要再捐赠物品了，接收及分配的工作量太大，大家还是直接捐款吧，这样便于管理。
我给住在柏林的瑞娜打去电话。她是德国有名的图书设计师，年近八旬。我们相识在二十年前，那时她刚六十岁，几次来北京和上海培训中国年轻的图书装帧设计工作者。她的儿子法布是一位专攻难民救助的律师。我想向这位老朋友打听一下，为乌克兰难民做点什么能真正起作用。
电话里，瑞娜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可说出的内容却十万火急：“我马上要开车去中央火车站，接乌克兰难民到我家里来住，是母女两个人。接下来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带她们去市政府做登记，办医疗保险，申请电话卡，照顾她们在我这里吃住，我还不知道她们会不会英语。法布家里也住进了难民。今天不能跟你多说了。”
“我周末在柏林，可以来帮你！”
“到时候你听我的信儿吧。”
瑞娜的公寓极有品位，不是那种奢华的美，但每件东西都让人惊叹，比如包豪斯的座椅和灯具，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饰品。客人来了，她都用祖传的纯银刀叉和上百年的瓷盘布置餐桌。她是一个对视觉感要求至上的艺术家，曾跟我讲过，在和前夫生活的日子里，两人因为对沙发的选择意见不一，家里就二十多年没有沙发。想不到，瑞娜会把难民接到自己家来住。她不怕身心交瘁的陌生人，搞不好一个闪失，打碎她母亲传给她的盘子吗？
过了两天，我收到瑞娜写来的邮件：
“我刚从中央火车站回到家，把那两个乌克兰母女送走了。她们只在我这里住了两个晚上，现在出发去慕尼黑，跟朋友汇合。我累极了。每天给她们做饭，帮她们查找信息，把我的电话敞开给她们用，她们得四处联络，又是留在乌克兰的家人，又是国外能投奔的亲友。唉！现在我要拆洗被褥，收拾房间，准备下周接收下一拨难民。我是在一个为乌克兰难民提供私人住宿的网站上做的注册。你知道吧，刚开始的时候，柏林人可以到火车站直接把难民领回家，现在不可以这么做了。
这个周末你就不要来看我了，做你该做的事吧，我需要休息，不想说话，必须放空一下大脑。注意力不能总聚焦在这件事上，否则容易崩溃。咱们相约一个和平重返的时候再聚吧，但愿这天尽早来到！
对了，法布那边也快吃不消了，他家简直成了难民接待所，已经接待好几批了，他们两口子还要上班，还有孩子，不知他们能坚持多久。我发现自己真的不年轻了，精力大不如从前。这两天最困难的事情，不是别的，而是安慰客人。可谁又能安慰得了她们呢？”
2
周六这天清晨，我把家门在身后轻轻带上，出发了。整条街道空无一人，邻居们都在睡周末懒觉。天空晴朗，离日出还有半个小时，天边正泛起玫瑰色的朝霞。
坐上开往柏林的火车，我用手机刷新闻。德国这两天的新冠疫情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一日新增病例26万。而我的熟人圈里，很多人做快速检测为阳性后，就自觉居家隔离了，并不出门去做核酸检测。没有核酸检测就进不了官方的数据记录。因此，病毒专家称，德国的实际感染人数估计是官方统计数字的翻倍。我已经打过三针疫苗，也想过，去到人流密集的柏林中央火车站，是不是徒增感染风险？另外，病毒专家在电视上多次讨论过，乌克兰难民的涌入，会不会给德国的防疫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有专家说，乌克兰的疫苗接种情况不佳，多数民众已经被感染过，有了一定的群体免疫基础。我把手伸进包里，摸到了两小瓶消毒啫喱液和四个预备用的N95口罩，又把脸上戴着的口罩摁紧。
上午9点一过，广播里传来不知听过多少遍的标准报站男声，“尊敬的旅客们，您将在几分钟后到达柏林中央火车站。请带好您的行李，感谢乘坐德国铁路，祝您度过美好的一天。”
在这个早晨，我的耳朵却对这个亲切熟悉的声音起了反应，它像是从旧日秩序里隔空传来的余音，变得跟我们今天的境况格格不入。七十多年的和平景象过后，炮火在两周前重返欧洲大陆。
柏林中央火车站里的一条通道上，立着一块指示牌，左上角打印了乌克兰国旗的标识，中心位置是这座火车站五层整体结构图，两侧的说明文字由四种语言并列，除了德语和英语，我只能猜，另外并行的两种文字是乌克兰文和俄文，它们的字母一样，部分拼写也一致，但有些单词写法不同。我搞清楚了，在地下一层的最北端，离麦当劳不远处，是难民接待大厅。我快步朝那里走去。
柏林火车站的指示牌 王竞
从乌克兰来的人们正聚在大厅里休息，这些我之前在屏幕上见到的人群，现在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没有我想象中的蓬头垢面，衣装也比较整洁，出奇的安静，没有一个人高声喧哗，也没有人哭泣。连他们带在身边一起逃难的狗和猫，也都静默着，很配合很懂事的样子。差不多每排桌子上都摆着一两只猫狗筐。孩子们也不闹。有各种年龄段的孩子，抱在怀里的婴儿，坐在推车里的幼儿，牵着大人的手走路的小孩，直至少男少女。
这是一群精疲力竭的人。估计他们是深夜或凌晨抵达，一时无处可去，暂时在大厅里安歇。
他们的行李多堆在地上。有些人行李多，有些人东西极少，但都有一个让我不解的地方，就是旅行箱不多，更谈不上大件行李箱。他们的东西多为小包，最多见的是双肩背包，手拎的拉链旅行包，还有中国小商贩装货常用的那种防水蛇皮编织袋，以及尼龙袋、布袋，甚至破了洞的塑料袋和纸袋。更奇怪的是，还有些带轮的买菜购物车也成了他们的行李。
王竞
新闻报道里说，大部分难民来自跟俄国接壤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他们先要横穿乌克兰，从东往西逃，再从西部跨越乌克兰边界，去到波兰、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去波兰的人最多。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后，到这次战火燃烧前，约有两百万乌克兰人已经搬到波兰工作生活。这次，仅仅两周多的时间里，波兰一下子接收了两百多万乌克兰难民。截止3月11日，联合国称有150万难民留在波兰。另一小部分在波兰稍作整顿，再往柏林这边来。也许那些比较结实的购物袋是波兰人提供给他们的。
从波兰、捷克等地开往柏林的火车，走五到十几个小时不等，一天当中有二三十趟，难民多集中在早十点到晚十点到达柏林中央火车站。还有更晚到达的火车，被有的志愿者叫作幽灵列车。
他们是在哪一时刻决定出逃的？他们有时间决定带什么东西上路，还是不顾一切就上了路？德国媒体纷纷相互印证，难民们几乎都拒绝接受采访，拒绝被当成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被观看。他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需要时间去消化。
我听过一位德国摄影记者发的音频，他曾为《法兰克福汇报》在乌克兰工作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乌克兰的路况很差，轰炸发生后，公路就更加拥堵不堪。我帮助两位乌克兰同事的女眷来柏林，那两个女人各带一个孩子，四十个小时坐在汽车里，不敢下车上厕所，生怕一下车就被抛下。她们只好垫着毛巾和能找到的纸当尿布。最后挤上了火车，纷乱中两个大人不仅被拆散，还把孩子弄错了，各抱着对方的小孩上了车，其中一个孩子需要吃奶，奶瓶就在几节车厢的无数只手里接力棒式地传递。
这样的叙述足够解释，人们为什么都带这些不像行李的行李上路，因为只有这些小包能在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下还被带在身边，不遭丢弃。
这个休息区的北侧，柏林市政府委派的送餐公司设立了一溜摊位。很多人来要咖啡，但没有咖啡。摊位只供应热水泡茶包，而茶包只有红茶和薄荷茶两种。有热汤供应，是很稀的蔬菜汤。我看见，但凡喝汤的人，脸上的神情都格外专注享受。这个摊位还提供面包加奶酪，以及苹果和香蕉。当然全部免费。这个接待厅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
这是一个从东到西长约150米宽约8米的大厅。冲着入口处的摊位是暖心的零食摊，一字排开的塑料筐里，放了民众自发送来的巧克力、饼干、蛋糕、糖果等小吃。
大厅西边，是一个醒目的宠物用品摊位，地上摆满了宠物的提箱、饭盆水碗各类东西，桌上的宠物粮食堆成了小山，还有颈圈等无数宠物用品可取。很多水盆里盛了干净的水，随时让口渴的动物喝。我突然看见一张小猫脸，从一个带盖的猫厕所里露出来。与此同时它也看见了我，慌忙跳出来，扭过身子。它的主人连忙收紧绳子揪住它。我真抱歉打扰了它如厕，女主人没戴口罩，对我牵了牵嘴角，表示不必介意。
王竞
边上另一位戴了口罩的金发女人，怀里抱着穿红毛衣的混血小狗，冲我眉眼里全是笑。她怎么还笑？我低头一看，她空着的那只手在得意地晃着一根狗粮肉棒，原来是她的小家伙得到开胃美食了！
人逃难已经千辛万苦，还要带上宠物。我没想到，柏林中央火车站里会迎来这么多乌克兰的狗和猫。这情景分明在说，无论发生什么，相爱的生命能不分离，就坚决不分离。
花了一分钟时间，在透明胶条上写下我的名字和能讲的语言，德语、英语及中文，再把胶条剪好，贴在黄背心上，我就成了柏林中央火车站的一名志愿者。没人问你是谁，也没有组织者给你下命令派活儿。因为只要你一套上这个背心，马上就有人过来请求帮助。
王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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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大厅门口正对着一个约40米长的“过街天桥”，下面是地下二层横穿过来的第7和第8站台和铁轨。这道天桥上，有为难民设立的儿童活动角，志愿者照顾孩子们在这里玩和画画，祖母和母亲可以短暂地松一口气。为难民开具免费火车票的两组长桌，每一组有四拨人同时运作，相当于建了八个临时“售票窗口”。那些到达柏林后，想去德国别处投奔亲朋好友的难民，在这里只需出示深蓝封面的乌克兰护照，就能免费乘坐火车去往他们的目的地。在柏林市内，乌克兰护照就是他们免费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的通行证。
“过街天桥”下的临时儿童乐园，贴满了孩子们的画 王竞
我看到一个穿橘红背心的志愿者率领十几个妇女儿童走到票柜前——来之前我打听清楚了，橘红色背心是给懂乌克兰语俄语或波兰语的志愿者穿的。只要会这三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基本就能互相沟通。志愿者手里拎着一包尿不湿，身上帮人背着几个大包，解说时挥舞着这包尿布，接着，大队人马就跟着他走向接待大厅了。原地留下了四位，一位小个子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高个子壮硕的中年女人，一人手里牵着一个孩子，小男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小女孩更小，只有三岁左右。
老太太看见我就说：基尔基尔！这是北德的一座港口城市，距离柏林约四小时车程。我连忙把她领到票务桌前，用德语对服务生说：他们四个人要去基尔。老太太这时掏出了一本护照，服务生快扫一眼，就连忙打开手机里的德铁APP查看车次和时间。
他问老太太：马上出发还是想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老太太只会蹦几个英语单词，听不懂成句的英语。但她很灵，用一只手撸撸另一只手的衣袖，我们立即明白她在问开车时间，票务服务生把时间写在纸上，我拿出手机，把此刻的时间指给她看，然后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演示给她一道减法，她明白了，此刻离开车还有22分钟。她点了点头。
麻烦紧接着出现了，从柏林没有直达基尔的火车，要在一个叫Büchen 的小站转车。老太太用手指摁住Büchen这个单词拼命摇头，嘴里重复汉堡汉堡！我猜，是有人告诉她一定要在汉堡转车。本来也应该这么走。服务生对我说，从汉堡去基尔的路在修，只能在Büchen转。这怎么跟老太太解释清楚呢？我环顾四周，一时找不到橘红背心，我又看看那位壮硕的中年女人，她老实巴交地牵着两个孩子的手，缩在一边。看来，一路上的“外交”都是由老太太来做的。她们是母女还是婆媳？这二人既没有手机也没有手表，只知目的地和中转站两个地名。我于是瞪着老人的双眼，用比她还坚定的英语冲她说：No Hamburg!(不去汉堡)然后边说Büchen-基尔，边使劲点头，如此这般，重复数次。所谓用重复打造真理就是这个做法吧。老太太的眼珠有些浑浊，她望着我有几秒钟长，然后点了头。
服务生在票上用力盖了个章，还认真写上柏林、Büchen和基尔每站的站台号。老太太又绝望了。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别说语言不通，她们的力气也用完了，多一个信息都承受不了！
我没有开手机里的翻译APP，去把“站台”这个词翻译成乌克兰语，而是比手画脚让她明白，我会把他们四人送上火车。然后，我又指指接待中心，做出吃喝的动作，他们就跟着我走进大厅。一进去，那位壮硕的母亲立即领着两个孩子转身往回走，把头摇的像拨浪鼓，老太太做出发抖的样子给我看。我懂了，那个地方对孩子来说太冷了。
老太太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不锈钢热水瓶，对我果断地点点头，我带她小跑返回了大厅。幸好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摊位，马上给她的热水瓶续上热水，到零食摊位抓了几块巧克力，到洗漱摊位拿了几把牙刷一只牙膏，我们就返回母亲和孩子的身边。
男孩在无声地哭，老太太对我说出一个英语单词：tired（累）。
我蹲下身，往男孩和女孩手里各塞了一块巧克力，又往他们的衣兜里各塞进剩下的几块。孩子们天蓝色的大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他们没有笑也没有躲避，我知道他们都同意我这样做。他们都捂得严严实实的，穿着比德国孩子要保暖得多的棉衣和棉靴，戴着把耳朵脸蛋都保护得妥妥的毛线帽。这是大部分出现在柏林中央火车站的乌克兰儿童的装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来自一个更严寒的地方。小女孩背着一个淡粉色的小猪背包，猪鼻子有点脏，我努力克制住想抱抱她的冲动。
小女孩背着粉色小猪包 王竞
然后，我就像先前的橘红背心志愿者那样，接过她们的部分行李，率领四人去站台。老太太是这家人的主心骨，她背着一个黑色双肩背包，走起路来充满力量。我拎着三个红色布袋子，有些变黑的提手纠缠成几股绳子，没时间分清哪股是哪股了，我就一把抓住。孩子们很乖地倒着小短腿，努力跟上大人的步伐。在站台上，我们一起等了几分钟，火车就来了。我把这一大股红绳子交回到老人的手里，那位母亲已经带着两个孩子上了车，老太太对我用英语说了声谢谢，我对她又大喊了一声Büchen，她认真地点点头上了车。她应该懂在Büchen换车吧？
在返回地下一层的路上，一个橘红背心叫住我，她身边站着一个体格壮实的黑人，戴着一只很薄的口罩，约有三十岁模样。
“他要去巴黎，我们无法给他开德国境外的票，你能带他去二层售票大厅吗？从那里他能领取去巴黎的免费火车票。”
我立即带着这位两手空空的人往二层走，用英语问他是哪里人，在乌克兰干什么。他说他来自喀麦隆，在乌克兰当建筑工人，修路。我听到他跟橘红背心说的是俄语，现在跟我说英语，他告诉我他还会法语。我说，你真是个有语言天才的修路工人。幸好你不是乌克兰男人，可以离开乌克兰。他笑了，说他是被一个NGO开车接到柏林的，他们还给他提供了一夜的住宿，所以，他可以明天从容地去巴黎找他的侄儿。
我告诉他，我认识两个柏林青年，一个叫克里斯，一个叫本尼，他们听说在乌克兰波兰边境发生了种族歧视现象，有色人种很难挤上火车，就组织了一帮朋友，开车去到波兰边境，先后把69位在乌克兰上学或工作的非洲人接到柏林来。本尼给我看过他的小破车，一辆浅蓝色的菲亚特熊猫，平时加上司机，一车坐四个人还嫌挤，现在一趟要运四个人，大家都压成罐头了。从柏林开过去，路上要十个小时，回来也走十个小时，中间不能睡觉。
喀麦隆人说，他从来相信，世界上好人居多，这次又对了。跟他道别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我在柏林中央火车站帮助过的仅有一位从乌克兰过来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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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跑上跑下，像一只陀螺，搞不清周末这两天，自己在火车站里跑了多少路，拎了多少件行李和猫箱，帮多少人拿到了免费车票，送他们上了车。也不知为什么，有三个单独旅行的乌克兰女人和一个柏林男人给我留下了十分特别的印象。
第一个乌克兰女人岁数并不大，四十来岁，但憔悴得不行，她的头发像稀薄的枯草，在脑后梳成一根比手指还细的尾巴。她只背了一个双肩背，只说乌克兰语，不停地说。我找来穿橘红背心的志愿者，她们二人说了很久。然后志愿者告诉我，这位乌克兰女人在德国没有亲戚朋友，不知该去哪里。但是，她坚决不留在柏林，因为她听说柏林人满为患了。凡到柏林的人，都很快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她实在太累，太长时间在路上，她需要一个能留下来的地方，不再折腾了。
她是对的。所有新闻都在说，柏林快承受不住了。难民潮发生的两周里，在德国登记注册的乌克兰难民已有12万，而大量的难民还没有注册。有国际组织做出最新预测，若战火依然不停息，4400万人口的乌克兰，将流出一千万难民。就在我奔波在中央火车站的这个周末，柏林的泰格尔老机场和柏林展览馆都开辟出新的难民收容中心。柏林全市加起来目前有18000张床位，一半由政府安排，另一半由酒店、教会和私人贡献，但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柏林市政府正在和德国各联邦州谈判分摊事宜，如何按照各州的税收比例和人口来承担难民接收任务。
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从车站的大玻璃墙能往外看到华盛顿广场上，一个NGO支起的白色大帐篷，无处可去的难民被从那里一车车拉到收容中心暂缓一两夜，然后再被送往各州各县。
让政治家去讨论吧，我们两个志愿者决定要帮这个女人一步到位。橘红背心去打听哪个城市在火车站有收留难民的组织，我请这位拼死不接受安排的女人坐下。她戴的口罩已经很脏很皱了，我就去取了一个新的N95给她换上。我想拿走她的旧口罩扔掉，可她拒绝了，把那块脏兮兮的布片收进了衣兜里。
橘红背心带回来好消息：科隆火车站安排接收难民落脚长住。我立刻带着她在柜台办了免费车票。她掏出手机，很小很旧，不知什么牌子的一款，屏幕已经破裂，她拍下了服务生在德铁APP上的行驶截图，不放心，又拿起柜台上的圆珠笔，把车次号码写在自己的手背上，手背上的皮肤皴裂着。服务生找出一张纸条想给她，她已经利索地记好了。看着她的手，我真想跑进接待大厅给她拿管护手霜，可时间来不及了。科隆会有护手霜的。
我把她送到站台，陪她等车，她沉默一会儿，冲我说几句，又沉默一会，再说几句。她是激动还是悲伤？她知道我听不懂吗？她在家做的是什么职业？我任她讲，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只好不停地用手上下抚摸她的后背，她的羽绒衣很薄。上车那一刻，她突然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也久久抱住了她。
第二位叫纳蒂亚，是一位25岁的乌克兰女生。她用英语问我能否帮助她，她要去法兰克福。终于有会说英语的人了。我立即说，我带你去拿免费火车票。可她问：你能先带我去领SIM卡吗？没问题。火车站外的白色帐篷旁边，有德国电信公司为乌克兰难民发放SIM卡，我已经事先踩好点，拍下了说明书，为了给有需求的人做讲解。一张SIM卡，免费使用28天，含欧洲200分钟电话、全德国无限时电话，乌克兰无限时通话到3月31日，以及3个G的上网流量。只需出示乌克兰护照即可领取。我们顺利拿到了SIM卡，再从火车站南端奔回北端去领车票。
这时是一天当中难民到达的高峰期，领火车票的队伍已经排了几十米长。我安慰纳蒂亚不要急，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很多，她一定会在今天到那里的。纳蒂亚很激动，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路上十多天了。她在基辅大学读的管理本科，毕业后在基辅东边一个我听不懂名字的城市里上班，她服务的公司做很多国际品牌的零售，她在市场营销部。我忙不迭地跟她讲，她这种情况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德国迫切需要有技能的劳动力。欧盟刚刚颁布了统一规定，从2022年2月24日起，也就是从战火燃起的那一天算，乌克兰人都可以凭他们的护照在欧盟区至少居留一年，视情况可延长至两到三年。他们只需办理登记，无须走复杂的难民申请程序，就可以免费得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跟欧盟公民一样有工作的权利。孩子和青少年享受免费受教育的权利，无论进幼儿园还是上大学。
从乌克兰撤离的孩子与波兰孩子一起上课 人民视觉
我们跟着队伍慢慢前移，纳蒂亚抓着我的手，说她第一次听到轰炸的声音，是跟她妈妈通视频电话的时候，正好是2月24日那天。她父母住在克里米亚，轰炸声从她父母家不远处传来，她一时没明白那是什么声音，她母亲浑身发抖，对她说：很快就会打到你那里的，你要快跑，马上跑啊！
纳蒂亚的英语有些结巴，我劝她慢慢说。她的全部讲述里差不多用了三十几次的“stressful”（好紧张）。她和朋友几天几夜躲在地铁里，最后克服千辛万难，挤上了开往利沃夫的火车，那里离波兰边界就很近了。她后来算算，自己有50个小时没有睡觉。到波兰后，她大睡了几天，现在才坐火车到柏林来，她的朋友早到法兰克福了。
给纳蒂亚办好火车票后，离开车只剩6分钟了。你能跑吗？我问。能！我接过她的双肩包，她推着一个在波兰得到的小拉杆箱，另一只手里是一个塑料袋，我们一路狂奔起来，先从地下跑到地上一层，再转二层，最后登上三层的站台。
“我还有一个问题。”飞跑的纳蒂亚说，我顾不上理她。一到站台，火车就突突突地开了进来，“你想知道什么？”我抓紧时间问。
“我可以在你们的火车上抽烟吗？” “不可以。”“哦哦，”纳蒂亚说，“我好想抽口烟。”
在第三位单独旅行的乌克兰女人那里，我唯一一次看见了眼泪。
当时，我正跟几位志愿者脸冲站台，站成一排。除了每人身上都套件黄背心，我们这一组人实在太不一样了。一个60多岁的大肚子德国男人，一个亚美尼亚的女大学生，一个很有脚踏实地范儿的德国家庭妇女，还有我这个娇小的中国女人。没人说得清，在柏林中央火车站，每天有多少名志愿者来帮忙，几百？上千？大家来了，做完服务，走了，仅此而已。顶多可以加入一个社交APP群，大肚子男人就是非常严谨地根据这个群提供的列车到站信息，在准确的时间站在准确的站台，来接待下车后两眼一抹黑的乌克兰人。我则是个随机数，碰上谁需要帮助就帮谁，整个火车站满场跑。
柏林火车站大厅内随处可见的志愿者 王竞
“大肚子”正在告诉我，他头天服务过从乌克兰跑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这位金发碧眼的乌克兰女人就站到了我面前，用英语说，“第三站台！”她的声音非常冷硬。
我用英语问她：“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斯图加特。”
“你是乌克兰人吗？”我不放心地盯了一句。她跟别人不一样。她点了一下头。“你可以得到免费火车票，我带你去拿。”她就沉默地跟我走。
她一身黑装，有高雅的气派，连短款的羽绒服都带独特的设计。她脸上戴着一个崭新的N95口罩，露在口罩外的眉眼没有化妆，是种本色的美丽。我猜她的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她背一个得体的双肩包，手提一个皮质优等的黑色拉锁旅行包。这是我见到的最不像难民的难民。若她走出火车站，走上华盛顿广场，街上的人会觉得她从来就生活在这里。
我暗想，各个阶层的乌克兰人都出现在柏林中央火车站。这是非常优裕的一位。
我们边走，她边用空着的左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给我看。原来，有人给了她不够准确的信息，第三站台似乎是指她去取票的地点。每个难民都带着多种多样的信息到达柏林，有的对，像那个憔悴的女人，掌握了现实情况，像纳蒂亚，事先做好了功课。但有的有误差，比如身边这位。我想帮她拿行李，她不愿松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提包交给我。好沉，我根本拎不动这个包，她又冷冷地拿了回去，继续往前走。这两天我发现，被我帮助的乌克兰女人大多都非常强壮有力。
我们终于排上了领火车票的队伍。我问，“你的家在哪里？”她说了一个地名，我没听懂。
“乌克兰东南部，”她解释了一句。
“你哪天离开家的？”
“周五。”
这意味着两天前，我吃了一惊。乌克兰东部的战火已经进行两周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动身？”
“我爱我的丈夫，不想离开他。”她依然用她冷硬的英语回答。就在这时，一层水雾晕开来，蒙住了她蓝色的眸子。而她把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愣是不让眼泪流出眼眶。
我想起在来柏林的火车上读到的一篇心理学文章，指导把难民安置到自己家中的市民，怎样去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复杂心理。逃难的人不仅一路上经历了很多不愿述说的恐怖景象，他们还为留在家中的亲人担惊受怕，同时心理上承受巨大的自责，因为自己跑到了安全地带，亲人还身处危险之中。
安排好这位女士登上去往斯图加特的列车后，我就在火车站的一层大厅碰到了那个大男孩一样的柏林男生。他拎着大包小包风风火火的，身后跟着两个女人和两个小女孩。他的目光在找我的目光。我能帮你吗？我用英语问。他直接用德语回答：这四位难民需要去慕尼黑的火车票。
跟我来！我朝后面的四人点点头，领着大家朝地下一层走。柏林男生给我解释，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去波兰边界，把这两对母女接到了柏林，没经过火车站，而是把人直接送到他家里。他和太太安排众人住了一夜，这四位接下来去慕尼黑投奔亲戚。她太太在家准备接待下一拨难民，他开车来送站，却对火车站里的难民接待情形毫无头绪。
我听说，柏林市政府对把难民安排到自己家里住的市民不给任何补贴。大男生耸耸肩，“这花不了多少钱，不值一提。”我又问，他会俄语或乌克兰语吗？他说不会，但这也不是问题，他跟客人们用手机里的翻译软件沟通。一个典型的云淡风轻的柏林大男孩。
3月13日晚，我坐上夜火车回汉堡，列车就从“过街天桥”下面的8号站台开出，柏林中央火车站被瞬间留在了身后。我有些不舍，又很放心。有一种人之为人的东西，叫义不容辞。还有一种在苦难中保持尊严的东西，叫坚强不屈。在柏林中央火车站，可能正因为这两种东西的交汇，不管还有多少乌克兰难民涌来，人流和车流依然会有序行进。
（本文于2022年3月15日写于汉堡。作者是中西文化项目顾问，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