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欣赏一下这个热帖的评论：“走学大师了属于是”，“我们大概来不及了，她是真的卡点润的”，“她52年就决定了，好像是因为要写一篇歌颂t改（土改）的文，回来之后她就去HK了，然后还根据这个经历写了《赤地之恋》和《秧歌》，读过这两本的会被她里面的精准预测震惊到。不是张女士不知道，而是张女士志不在此罢了。”
“她直接说土gai（土改）只不过是杀人越货”；“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先知先觉，有一部分人尚能后知后觉，绝大多数人只能不知不觉。张爱玲属于第一种人。在那个时候，张爱玲的政治洞察力和危机窗口决断力已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那么她的结局将不堪设想。”
大部分评论，是说张爱玲及时逃跑的，不跑就没命了。还有一条，把很多网友给逗笑了：“南无张爱玲女神，保佑我。”
其实，我本人也是蛮佩服张爱玲的，特别是看到她跑路的那段故事：中共建政之初，在上海文化局长夏衍力保下，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一进会场，张爱玲就以作家和女人的特有敏感，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著灰蓝中山装，只有自己穿了一身旗袍，外面还罩了一件网眼白绒线衫。”
这时，“正能量”的代表——丁玲过来悄声地指责她如此大胆，为什么不和大家统一。张爱玲晚上回去就决定逃往香港，临行前和她姑姑约定从此不再通信，不再有任何一种联系方式，除非是两个人见面。后人问张爱玲为什么做此决定，张爱玲说：连人的思想都要统一，这个环境就没有文化和艺术的生存之地。
当然，这个网上盛传的故事，在时间上可能有点出入（说是1950年1月），因为事实上，张爱玲正式跑路，应该是在1952年7月，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随后迁居美国。但是，能够早在反右和文革前，就看透中共本质，显示出这是一个如何聪敏、与众不同的女子。
当年跟随张爱玲逃跑的，还有她的一个脚夫。张爱玲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写到：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还认为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而曾经写出很多红色、正能量作品的丁玲，没有靠小聪明逃过劫难，也没有获得延安时曾经封她为“贵妃”的毛泽东的庇护。文革中，丁玲遭批斗，被用擀面杖、皮带狠狠地抽打下体。
仅仅通过一件衣服就能够洞察中共建政将对人性的摧残之外，可能会让很多人误会张爱玲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才逃跑。事实上，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并不仅仅是在捍卫自己的自由，因为她在中共土改中早就洞察了其巨大危害之一：饥饿。
旅德作家、时评人长平今天（4月19日）在“德国之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跑路天后”张爱玲的饥饿故事。他认为，人们应该读一读张爱玲描写“饥饿”的作品《秧歌》——堪称中国版的《1984》。
《秧歌》是张爱玲于1955年创作的小说，描写了小村庄在饥饿中挣扎求存的故事，反映了土改后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小说最初以英文写就发表，后由张爱玲本人译成中文。
这本书，写了两个并行的故事，一个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农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惨遭遇。土改的结果是农民斗倒了地主，却遭到所谓“新”政权更严重的盘剥，富庶的江南成了饥饿之地。饥饿的农民发出抗议的声音，上级派兵镇压。月香的儿子被踩死，丈夫受伤身亡，绝望中放火烧掉粮仓，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个故事，是讲电影编剧顾冈被安排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看见的是乡民饥肠辘辘，自己也亲历了饥饿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级要求把痛苦写成了欢乐，把农民群体抗议政府写成了他们反抗地主压迫，还把月香纵火自焚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的愤怒。
后面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张爱玲自己的真实写照，因为她曾经被派遣和丁玲等一起去农村体验生活，帮助中共土改歌功颂德。在小说中，张爱玲写出了自己对饥饿的感受：“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
这部写在1955年的书，也惊人地预言了1958年中共大跃进时期的悲剧：“农民对于‘大锅饭’这样东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现在大家饥饿到一个地步，竟由恐惧一变而为憧憬了，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这可能是一种政府救济的方式。”
小说的最后一段，呼应了题目：新年到了，农民被组织起来。他们饿著肚子，跳着秧歌。“呛呛凄呛呛！呛呛凄呛呛！”
长平认为，小说虽然在这里结束了，但鼓乐声显然一直响到今天。因为《秧歌》不仅讲述了一个政权制造的饥饿和迫害等人权灾难，还揭露了这个政权怎样看待底层的苦难，怎样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她写出了一部中国版的《1984》。长平还认为，这个故事很近似中共今天在上海的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