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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灭门案

周恩来,这个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一直做为中共的“道德楷模”形象,被展现于国内和国际舞台。那么,周恩来,他究竟是一个谦谦君子、治国能臣,还是一个伪善大奸、残忍小人?本系列将通过史料,向外界展示出一个真实的周恩来。周恩来大量食用少男少女新鲜大脑制成的玉仙羹,杀恩人,杀朋友,杀同志,杀兄弟,杀女儿,杀亲人,杀弟子,杀老师,到底是人类还是魔鬼?

 

周恩来毛泽东勾心斗角相互斗争一辈子
周恩来毛泽东勾心斗角相互斗争一辈子

顾顺章

顾顺章,(1903年-1935年),本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吴淞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投降国民政府,1935年被国民党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钳工,曾加入过青帮,后升为烟草公司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中,顾顺章表现积极,组织了烟草公司的工人运动,之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共。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中共派往苏联学习间谍技术。

顾顺章从苏联回国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稽查队队长。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的清党,中共转入地下活动。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负责中共地下活动。

顾亲自负责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杀死过许多叛离中共的人员,他的公开身份是著名魔术师化广奇。

据与顾顺章共事过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打老婆”。

 

周恩来在上海

周恩来是中共早期在欧洲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他直接受命于苏联斯大林也就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指挥,这也是他在1924年从法国刚一回国,就能够出任黄埔军校高层职务的主要原因。当时其背景是,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1924年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参加了蒋介石领导的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8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11月返回上海,此后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暗杀、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

“中共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暗杀等活动”的中共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三科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周恩来在中共建党之初,不仅一手建立了中共的特工系统和军队,还一直是中共实际上头号核心人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之后。

 

顾顺章脱共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来到武汉, 4月24日,顾顺章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表演大获成功,但随后被国民党特工抓获。

顾顺章被曾经是中共汉口负责人后脱共的国民党特务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逮捕。顾顺章随后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因此顾顺章当时在得知蔡梦坚向徐恩曾报告,不禁跌足长叹:“这下抓不到周恩来了!”

钱壮飞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机关转移。由于顾顺章在中共内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 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遭抓获处决,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杀。

 

周恩来策划实施灭门行动

周恩来在躲过随后的大抓捕之后,开始迅速处理此事。 周恩来迅速把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其中包括顾顺章的家属也在这里。

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周恩来最终决定将他们灭口。于是,由周恩来、赵荣(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杀人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周恩来杀掉救命恩人

案发当晚在顾家的亲属,除了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被放生外,其余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顺章的工作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还包括顾家客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

斯励(1900-1931),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的清党中,斯励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是周恩来名符其实的救命恩人。

那天,周恩来带着中央特科的杀手们闯进叛徒顾顺章家,顾顺章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正在打麻将,不巧顾家朋友斯励也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连同恩人一起勒死。

 

案发

1931年6月,周恩来多次带人勒死顾家人及其亲友,在上海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11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32号,新闸路斯文里70号等处共掘出尸体30余具,死况甚惨。当时上海各报把这作为特大新闻发布,震惊全国。

当时被放生的12岁的顾顺章的小舅子张长庚于80年代初,在上海撰文讲述了当时案发的经过。他称在1931年5月初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将王世德逮捕。

参与灭门案的王世德被捕后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警察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案发后,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破获,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逃脱。

当时国民政府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相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新闻界获得消息后,发出报导。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院内深掘到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顺章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

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都由周恩来命王世德等所杀害。上海报纸上登出照片:顾顺章在家中掘出尸体,抱尸大哭,发誓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顾顺章灭门惨案说明,一个加入过中共的人,不管立下多大的功劳,也无论在中共内职位有多高,一旦被中共认定为“叛徒”和敌人之后,都会成为党格杀无论的对象,不仅本人可能送命,也将会累计家人朋友,同时,周恩来的冷血也可见一斑。

 

报刊报导和相关启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时报》上发表了国民党刊登的消息∶

“周恩来夫妇∶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学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 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运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因在上海犯绑案拘入巡捕房,业经派人向捕房查问核辨”。

同日的《申报》、《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报刊,还刊登了《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于共党任何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恶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 究辨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

伏祈公鉴。顾顺章谨启。

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王世德在《申报》上刊登《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王世德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殊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 杀埋之一分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从以上当时报刊登载的声明,可以从中还原一些历史真相:国民政府做为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在维持着中国社会的秩序和正常运作;共产党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恐怖组织,周恩来当时扮演的角色,就是恐怖组织的首领和恐怖事件的策划者。从对顾顺章一家残忍灭门的杀戮来看,周恩来与现今的恐怖份子没有区别。

 

顾顺章灭门案发掘过程

1931年周恩来亲自指挥对顾顺章灭门案,其残酷血腥,让我毛骨悚然!到底是顾顺章对中共危害太严重,才导致周恩来不得不痛下杀手;还是反过来,是周恩来痛下杀手,才导致顾顺章一不做,二不休,与中共势不两立?

老高按:1931年周恩来亲自指挥对顾顺章灭门案,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受到关注,说法很多,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也曾数次谈到这一案件。期间也不断有些新材料和新说法冒出来,例如美国华人学者冯胜平经过考证,就认为,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并没有马上出卖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中共机密,唯一一个直接经他指认而遇害的中共要员,是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5月6日在沪东被捕,他身份未暴露,但即将被营救出狱之时,被顾顺章指认,后被枪决(据另外的说法,称另一个中共烈士蔡和森被捕被害,也与顾顺章直接有关)。顾全面与国民党合作,下决心与中共为敌,是在周恩来指挥中共特科行动组对顾顺章全家灭门之后,而不是之前。冯胜平这一说法,我没有时间验证,请有心人核实。这牵涉到底是顾顺章对中共危害太严重,才导致周恩来不得不痛下杀手;还是反过来,是周恩来痛下杀手,才导致顾顺章一不做,二不休,与中共势不两立?
顾顺章不仅将中共高层核心机密悉数和盘托出(他当过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特科红队负责人),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受到摧毁性打击。他在南京还开设训练班,现身说法,讲述如何跟踪、窃听,培训如何对付中共地下党,非常有实效。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在顾家人尸体被挖出以后,上海报纸图文并茂的报导(当时的报纸,许多是民间独立报纸),改变了许多上海市民和国人对中共的看法,认为中共残忍;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与国民党合作打击中共。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通缉令,指出“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1934年,顾顺章密谋建立“新共产党”。蒋介石下令将其枪毙。
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国共相争的残酷血腥,让我毛骨悚然!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详细考证了这一灭门的发掘经过事件。我仔细看了一下,感觉是相当可信的,扩展了、丰富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我订正了若干文字疏漏,转载于下,供更多朋友参考。
昨天在我发出的博客文章后面,有网友跟帖,不指名地讥讽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任何领域都能冒充专家,真是好笑”,我想他恰恰说反了。我是“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正因为因为对许多历史问题感兴趣但又一知半解,“扪心自问: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才推荐若干文章来引起大家关注,征得各方指教,也果然从大家的跟帖中了解了此前没有想到的某些侧面。

  1931年顾顺章家属事件首次详细考证

  刘德伟,博谈网,原载:作者博客

一、回首:那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

1967年5月文革进入了高潮,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周恩来发难,抛出当年国民党时期报刊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并准备揪叛徒来打倒周恩来(周恩来三十年代笔名之一为伍豪),而这份《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捏造的声明,为了报复周恩来而做的一个举动,因为在此前周恩来已对叛徒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秘密处决,虽然在1932年3月党中央已经证实这个《启事》是国民党用来诬陷周恩来并瓦解中共的一个阴谋,并且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告澄清了事实,但是此时周恩来心中还是不平静,调阅了三十年代年上海的旧报,把1931年到1932年报刊有关伍豪事件等内容编为《大事记》连同一封信呈交给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所谓伍豪叛变事件的全部过程,在这份呈交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上的《大事记》中周恩来如下写道:“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

《大事记》接着又写道:“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上《大事记》接着提到当年“伍豪事件”,周写道:“2月18日起至21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243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这份信交给毛泽东后,周恩来一直心中不安,因为在那个动乱年代又有多少是非曲直的事能讲清楚?先前有人抛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旧闻来诬陷薄一波等人,按红卫兵的话来讲是“大获全胜”,使得江青得逞,现在又有人抛出“伍豪事件”,有谁来保证处理事情的公正性,虽然在《大事记》中讲到处决叛徒顾顺章家属的革命行为果断性来证明“伍豪事件”的不可能性,但是毕竟要毛泽东来说一句话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在看了信后只是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

到1967年底,北京又有一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伍豪事件”,这时毛泽东才在1968年1月16日在一份已经过汪东兴圈阅过的、关于北京农业大学6406信箱范海泉在1967年12月22日寄出信件,要求中央查处伍豪(周恩来)当年登报脱党的待批文件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侮蔑”。由于毛泽东这个直接表态,周恩来似乎松了一口气。

二、再回首:前那场没有流血的血案

至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信附上的《大事记》中提到“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实际上是1931年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秘密处决案,也就是后来所讲的灭门惨案,  当年《民国日报》根据中共告密者的透露,有如下报道:

1931年4月,顾顺章奉党内安排赴汉口处理党务工作,共四人由上海搭轮船去汉口,一行人在途中已被汉口行营司令部侦悉,派人在码头伏击守候,顾顺章一行抵达汉口上岸,即被拘捕三人,一人漏网,……

另据报道,顾的家属此刻居住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由周恩来负责保护,顾被捕后,在汉口的同志即电告顾顺章的家属,因为顾顺章一被捕,势必有被抄家的可能,叮嘱他们立即搬离到其它处,其家属得悉后,即搬入爱棠村33、37号,顾顺章被审讯后,表示要去南京见蒋介石后,愿意再进一步吐露详情……

中共特科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决定对顾的家属秘密处决,原因是其中一些人员事前在特科工作,并掌握党的某些机密,有动摇倾向,这个行动由周恩来负责执行,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并铺上水泥。考虑到顾顺章幼女顾利群年龄只有4岁,周恩来派手下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秘密行动开始,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

由于整个行动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亦可称大同坊37、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930弄14号);三:麦特赫司脱路383弄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严格一点讲陈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段,或先或后,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个地方,但是这三个地方处置性质是一样的,即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行为。

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的地址,是当时报刊连续报道案情采用的地址名,严格一点讲,是该建筑物的初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实际上当时案发埋尸地址名,也就是门号牌,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而33与37号必定要从姚主教路125弄进入。至于余庆路初名爱棠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

现查看了当年地形图,得知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且无路可通行,据当年报道案件的报刊称: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租用该弄房子只有九户,据案发后该弄看门人反映,4月时有一男的来租37号,父母妻女同来,同时33号亦有一对夫妇及儿女搬进来,另有女佣,为宁波口音,一行人汽车进出,门牌31号的一周后迁出,门牌33号的一月后迁出,从上述当年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周恩来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无人知晓和极为隐蔽的。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而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

关于王世德泄密,透露埋尸体地点,在报界刚刊出时,隐蔽了王世德的真名,以“李龙章”的化名来记述案情,经查阅《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十五版,该版面有报道案情调查进展的记载,其中一节,在小标题“李龙章供惨杀经过”下,讲到汉口当局抓获了李龙章,李供出顾顺章全家被杀,藏尸点,当局根据李的口供,请本埠巡捕房侦查等等,李龙章还特别提到,有九具尸体。王世德参与勒杀、埋尸,这次又由他曝出隐蔽数月的机密,因此,王世德是此案件的关键人物。

根据王世德(李龙章)的供述,11月21日,巡捕房接到汉口来电,要求调查某案件,但是开始来电称,有绑匪撕票,埋在姚主教路33、37号,先派员打探一下,为慎重起见,巡捕房先派员初步挖掘一下,天井泥土下有木板,缝隙中窥见尸体,后来得知此案并非绑匪撕票,确系政治性质,所以报请法院研究后再挖掘。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性臭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任凭巡捕怎样驱散围观者都不见效,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

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十五岁小舅子,即那天不在场而尚未遇险的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

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九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七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十一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四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这7月的月份记载,本文章考证有难度)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或者母女二人可以一起使唤叫来(此处疑有笔误。——老高注),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五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

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

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在挖掘死尸接近尾声时,顾顺章于1931年11月29日《申报》第六版、11月30日第二版,以及以后数天该报不同版面,均以“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为标题,刊登如下相同内容的悬赏文告:“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于共党任何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恶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笔者注:赵容即1975年去世的康生)

二个月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申报》第二版启事栏、右起第五条启事上,王世德用真名刊登《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全文如下: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白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王世德谨启

三、往事不堪回首,一个特殊的女烈士

在上面提到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陈家巷91号被处死而后又被就地掩埋的五人中,不得不提到一下其中的邹志淑,这位1897年出生的女特科成员,现在作为革命烈士安葬在上海中春路闵行区烈士陵园,至于是否是遗骨安葬还是纪念碑形式,这看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31年这腥风血雨中被冤杀或误杀的女英魂得到安置。

说到邹志淑不得不提一下她的丈夫宋再生(宋启荣),邹志淑第二次婚姻是在陈庚的介绍下与宋再生(宋启荣)结合的,婚后邹志淑介绍丈夫宋再生加入中共,宋再生(宋启荣)公开身份是巡捕房一个探目,实际上宋再生暗底里为中共特科提供有价值情报,现在一些地下党革命回忆录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历史访谈和一些反映地下党斗争的电视剧原型人物都可以看到这个名字,但是他妻子邹志淑极少被现在回忆录提到,多半是她死因的特殊性,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现在被称为烈士使人感到凄婉与悲哀。

据现在在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中,关于邹志淑烈士的经历中讲到她是在“1931年4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爱棠新村”(而实际情况是,1931年4月在爱棠村中被掩埋的是被中共特科处决的叛徒顾顺章家属),烈士简历又讲到“解放后在周恩来关心下,在梅陇公社华二大队找到烈士女儿宋保苏(其母遇难时她只有三岁)。”这位宋保苏,其名字在出生起名时候就有“保卫苏维埃”的政治含义,宋保苏作为烈士后代,在1952年领到了民政局颁发的编号为00072的烈属证,曾在她所在居住地,即上海郊区的行政区域上海县,当过上海县政协委员,前几年已去世,据悉,宋保苏在生前似乎一直接受其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说法,可想象一下,既然1967年周恩来写给毛泽东信中附上的《大事记》对于1931年中共特科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处决行为的性质没有提出否定和任何质疑,那么邹志淑死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其中任何一个,均属中央特科对叛徒处决行为的结果,因此“国民党特务杀害邹志淑”说法不能成立。

后记

很多读者看了此篇文章后会问,里面的地址对吗?具体被暗杀后埋藏的死尸是这些人名吗?
好多年以前,当我在其它地方看到有关此案件报道后,会问:这埋尸体地方在现在的哪里?什么路?这房子目前还在吗?被秘密处决具体是什么人名?
这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
无论台湾徐恩曾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关于此案件的回忆录,还是90年代大陆作家吴基民写的,对于此案件描述的《生死搏杀》,都没有写到详细准确的地址,对被秘密处决人员的人名也没有过记载,徐恩曾的回忆录却写成了甘世东路,显然与钱壮飞家里的地址发生了混淆。
因为年代久远,由于当时地名的变更和道路状况的很大变迁,最主要还是对此案的一些回避,查找确切地址和人员有一定难度。
虽然搜寻历史痕迹线索迷雾重重,但是在一次偶尔的资料翻寻,我最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二个版本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得到准确的确认,在当年案件调查提到:该案发地房子阳台外墙朝东,南面为麦尼尼路(今康平路),这一排有五个门号,案发二门号分别在北端的37号和南端的33号,根据“阳台朝东、五个门号、北端37号、南端33号”几个关键词,只有在前面提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某处得到唯一的确认,即只有“分布图”中的某一个房屋坐标完全符合文字叙述,加上当年报刊的案件现场照片,其阳台栏杆花纹,经比对,即余庆路102、110号无疑!符合证据锁链需要环环相扣的原则。
在走访该弄时候,经一位中年女性指引,得知弄内有个老先生,他从小就居住在这弄内,熟知弄内的历史,她还带我到老先生的家门口,并叫了他下楼,于是我拜访了这位居住在106号,年龄近八十的老人,据老人讲,这一排五个门号最初就是从南到北的33-37号,现在弄堂内其它门号,是在1949年后改动的。
当我问起老人,是否知道这一排房子过去有什么重大事件如凶杀等,老人说,小时后听大人讲,这一排房子下面埋有死人,但是具体哪一家下面,为了什么事,倒是不大清楚。
后来我得知,无论是102、110号现在居民,还是弄内其他人,虽然也知道一些顾顺章这个人,但是对于历史上的“爱棠村掘尸案”就发生在本门号或本弄里面,实在感到惊愕!居住数十年是第一次知道!在与闵行区民政局方面交谈中了解到,闵行烈士陵园内全是纪念碑形式,没有真正的遗骨安葬,邹志淑也不例外,得知主管烈士资料管理的前任科长,多年前在一次整理档案时候曾对下属说过这样一句:“那个邹志淑是我们自己人干掉的”。
上面写的就是一个年代离我们较远的真实历史事件。

参考文献

一、《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作者:陈扬勇,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二、《周恩来在上海》,作者:王朝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三、《陈立夫大传》,作者:张学继、张雅蕙,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四、《细说中统军统》,徐恩曾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81年(1992年6月)版。
五、《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林康候编,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国29年8月版。
六、《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张震西编,福利股份有限公司出,民国36年10月版。
七、《时报》,1931年11月(民国二十年十一月)。
八、《民国日报》,1931年11月(民国二十年十一月)。
九、《申报》,1931年11月(民国二十年十一月)。
十、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闵行烈士陵园有关邹志淑烈士资料摘录。
十一、英文版《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周刊)《北华捷报》1931年11月,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十二、《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著,章红、陈雁、金燕。张晓阳译,周育民校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十三、《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顾顺章著,1933年首版,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藏书。

以上文章内容均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历史原始资料和中共中央有关周恩来文献和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的烈士档案以及卅年代上海法租界弄堂地形和门牌图写成,为非文学创作,转载时注明出处。

2007年5月初定稿

2012年2月根据初定稿内容增加历史图片,定为“增补版”

周恩来

大奸大邪大毒才, 可悲可叹复可衰。 杀人如麻唱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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