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西北部的兴国县，红军时期，曾是中央苏区著名的模范县、红军县，当时这个仅有人口23万人的县城，竟有9.3万人参加了红军，全县的青壮年几乎都支援了革命。而在艰险的革命之路上，也有5万多人为国捐躯。
邱会作爱学习、能力强，打起仗来也很勇敢。
邱会作临死不入八宝山
邱会作长篇回忆录记录下共产党的邪恶
邱会作长篇回忆录，在他去世9年之后在香港出版，书中披露了“文革”期间多宗重大事件内幕。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邱会作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文革中，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九·一三事件”后身陷囹圄，又被指称为“林彪反党集团”(后升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2011年1月，这位文革风云人物去世9年之后，其长篇回忆录于香港出版。这是被毛泽东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成员中继吴法宪之后，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颇具代表性及史料价值的回忆录。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干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林彪与“四大金刚”合影，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照片摄于1970年9月6日，林回京前。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故林彪不得不乘安-24，此照是在安-24飞机中所摄。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唯一一次合影。
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会作将军是名人。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达十二年(1959-1971)。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五七指示”)就是对他的报告的批语。文革期间，他进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这是由周恩来而不是林彪直接领导的“军机处”)，后被邓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经过“公审”，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使“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邓小平的同一设计，年复一年，高卧在纪念堂里，作为绵延共产党神圣统治的图腾，尊享一代又一代党国精英奉献的香火。
邱会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岁参加“红军”造反。显然得益于好学深思，仅以文字水平而论，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万字，除了小部分讲自己的战绩以外，以主要篇幅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亲历。作为“毛主席的红小鬼”，他理所当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连他也终于认清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真面目。他细心而且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做，替后人提供了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进文革”(页686)几个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的地位。连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也是通过周恩来向林摊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军内”和“军外”加以区别。在叙述林彪在全国范围内追随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一一记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过军内造反派插手军队的事件。他记下了林彪和徐向前两个元帅之间围绕着“怕乱”和“不怕乱”的分歧而展开的斗争。按照广泛流传的信息，是叶剑英对江青拍桌子;邱会作指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他还记下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本来是林的爱将)转向江青以后，林、江矛盾的发展。在对杨的处理上，毛连续开了四次会表示对林的支持，善于翻云覆雨的江青则迅速倒戈，抛弃了杨。
个人恩怨是中南海内斗的核心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准备“九大”时，林彪支持陈伯达起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报告，被毛否定。毛要张春桥以“继续革命”为中心。这是毛、林分手的起点。虽然林彪被党章冠冕堂皇定为接班人，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状况，根本无法“接班”。
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外、海内外无法理解的谜。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称天才，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康生和林彪、陈伯达一样，都在发言中主张设国家主席，汪东兴的调子比“黄吴叶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周、康、汪荣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林陈黄吴叶李邱却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发展过程又是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毛泽东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使他最后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决心?在邱的回忆录里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记载。
对盛传中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由于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使读者有根据认为，被告对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说服力的。
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过回忆录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干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
这是邱氏的独家记录，不可能不受到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但是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话。一篇是刘少奇在唇亡齿寒时对战友彭罗陆杨的批判(页434-438)，另一篇是林彪在类似处境下批判同盟者陈伯达的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页721)往日的战友，一旦被毛抛弃，刘、林二人就无例外地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施以无情的鞭挞。这种党内斗争，出于革命的本能，出于向最高统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邱在书中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相当难能可贵。顺便提一下，作者在表达对林总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时，没有忘记客观地记下了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胸怀宽广”的气度，尽管刘已经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致命的打击。
作者的回忆录没有终止于文革，他还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公审”闹剧，立此存照：“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堆。”(页38)他指出：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凡当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同盟建立起来了。”至于“黑榜”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页933)。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邱会作回忆录惊曝毛周令人胆寒3句话 揭中南海3大秘闻
【大纪元2013年10月02日讯】毛泽东、周恩来作为中共党史中最具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一直是被关注的话题。中共文革史作家陈昭在读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回忆录后表示，毛泽东、周恩来曾说过的三句话，令人毛骨悚然。
第一句，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第二句，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林、江青的关系；第三句，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其中一条是弃军逃跑。
毛泽东：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当年林彪之死，震动中外，但人们从来不知道毛泽东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邱会作说︰当得到中国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泽东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毛和工作人员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
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邱会作回忆录中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中共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周同他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邱会作说，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毛一系列的言行，使他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邓小平弃军逃跑
文章说，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其中一条是弃军逃跑。
毛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有正式文件依据，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
文章援引知情人称，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
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国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国军对崇义红军发起攻。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文章称，邓小平不仅有这两次见危险就跑的卑鄙行为，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责任编辑：郗古韵）
邱会作：肃反处决AB团杀人如麻 周恩来掌生杀大权
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红军别的部队在杀“AB团”，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中共建政后，邱会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世。
被滥杀无辜吓出来的“病”
邱会作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
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
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的愚昧，加重了这场杀人风潮的灾难性。
执行死刑途中捡回一条命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命不该绝，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从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开始自己杀自己，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邱会作可说是侥幸从屠刀下捡回了一条命。
周恩来一手策划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毛泽东以唐诗暗示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凶手，飞行员潘景寅听命于汪东兴
据《〝九一三〞事件考证》（作者张聿温）披露，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
中共前驻蒙古大使馆代办孙一先所着的《在大漠那边》中称，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
中共官方一直将林彪〝反革命集团〞定罪为参与政变、并且试图谋杀毛泽东。但是多方证据表明，林彪是被毛泽东设计，一步步逼上了〝逃亡〞之路。
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的邱会作（1914年4月16日－2002年7月18日），生前曾披露，林彪没有谋害毛泽东和发动政变，而是被毛逼上了出逃之路。
毛泽东以唐诗暗示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凶手
转眼又到了“9.13”纪念日，纽约上州的秋风，大概和当年北戴河一样萧瑟。
“913”事件真相迄今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三口是被谋杀的，谋杀者不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
1971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林彪折戟沉沙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于罗向晖等人的谈话中，以自嘲的口吻，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来评论林彪事件，即：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鲜有人注意到：这首诗其实暗示了周恩来是谋杀林彪的直接凶手，试解如下：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指林彪化成灰都抹不去前朝痕迹，暗示林彪心向蒋介石，自己早就知道。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暗示周恩来（周郎）能够成功地谋杀林彪，凭借的是毛泽东南巡的这股“东风”，即周恩来利用毛泽东清洗林彪的心理，派特工望256号三叉戟上装了定时炸弹，并诱骗驾驶员潘景寅飞到外蒙上空，把林彪“被叛逃”死。
周恩来利用欲除林彪的心理，巧妙阴毒地一箭双雕，以把林彪——“被叛逃”死——飞到外蒙坠死的手法，既除掉了林彪，又沉重地打击了毛泽东的权威，且让老毛有口难言。
毛泽东在此句中还暗示，如果没有他毛泽东南巡反林的这股“东风”，待林彪真的接了班，被关入秦城的将是周恩来两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