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华夏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被共同文化所认同和标志的一个整体国号。然而70 多年前，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窃取华夏民族的政权，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华夏文明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摧毁，中国处于真正的亡国状态，中华民族进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
■华夏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中共在1949年篡夺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后，建立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经历7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醒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共和国，也不属于人民，甚至这个国家都不属于中华。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的第一次真正“亡国”。要明白中华“亡国”的现实，我们需要从华夏、中华、和中国的概念以及起源讲起。
“民族”是什么样的社会共同体
“民族”这个名词是近代从日本转译过来的，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词汇，但是根据民族的内涵和定义，中国历史上说的“华夏”、“中华”的概念都是指称民族。而“中国”这个词汇在中国历史上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体构建的一个连续传承的国家系统，包括继承了华夏文化（或汉文化）的各个王朝。可见，“中国”这个词汇既包含文化的内涵，也包含国家的内涵，这一点我们下文会详述。
根据我们现在对“民族”的理解，民族就是“以共同文化为纽带形成的一个社会共同体”。民族的核心特征就是共同文化。在历史上，世界各个民族都是从氏族发展而来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进一步扩大和综合。当不同氏族之间形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时，血缘关系的纽带就被打破了，新的共同体必须以地缘关系为社会联系的纽带，而只有共同的文化才能把这么大的基于地缘关系的新型共同体联合成一个稳定的整体，以共同文化为核心的新型社会共同体就是我们近代所说的“民族”。可见，“民族”既不是血缘的，也非地缘的，而是文化渊源的，无论什么血统，无论居于何方，只要是同一种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那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以血统而论，今天的“华夏”族成员很大部分已非“炎黄”的后裔，但都以“炎黄子孙”来共称呼，说明我们是继承了“炎黄”所传的共同文化，如此才有资格称“炎黄子孙”。
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
中华文明起源于三皇五帝，黄帝时期形成比周边部落更发达的“炎黄文明”，此后经尧舜禹时代，进入了“夏”时期。“夏”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国号，“天子”之位的世袭制，也意味着远古“无为之治”的终结，近古“礼治”的开始。“夏”的国祚历经大约400年，其文明辐射周边，文化影响日益深远，因此，虽然夏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又经商周两朝，但随后的商周却都以“夏”的继承者自居。此时，“夏”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号，而更成为一种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后继王朝及周边地区仰慕和效仿的楷模。例如周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它们都以“夏”的正统而自居，于是这些诸侯国就被称为“诸夏”，与之相应的则是“蛮夷”，就是不属于“诸夏”的周边落后地区。中国历史上一直强调要“明夷夏之辨”，就是要明辨中华民族与异族的区分。可见，“夏”在此时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代号，标志了从黄帝开始的一种一脉相传的先进文化系统。
“夏”后来又衍变出“华夏”一词。“华夏”一词最早的古籍记载出现在《尚书》。“华”字本义原为“花”，包含着光华、美丽、鲜艳等意思，而夏的原意是“雅大”，那么“华夏”就是“光华鲜美和高雅盛大”的意思。其寓意大概是说我们民族的文化既盛大又先进，像阳光一样光辉灿烂、普照四方，像鲜花一样美丽鲜艳、芬芳四溢。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对《尚书》的注释中，解释“华夏”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两汉以后，由于汉朝的盛世武功，“汉”开始成为我们民族新的称号，其意义也如“夏”一般被赋予了先进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文明”的标志。而“汉族”也以其高度的文明不断融合周边的民族，逐渐发展成近代全球最大的民族。
“汉”与“华夏”，二者在民族指称上本没有区别，仅在文辞上“华夏”有诸多美义，而“汉”只源于刘邦的封地地名，没有特殊的含义。魏晋时人注重审美，古语的“华夏”符合魏晋人士的审美需求，于是这一称号又活跃于文章辞藻之中，并一直沿用至今。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首先说一说什么是“国家”。
“国”和“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初出现时，是指贵族的封地。诸侯的封地叫“国”（或邦），卿大夫的封地叫做“家”（或邑）。我们今天所指的“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夏商周的历史上对应的最相近的名词是“天下”。管理“诸侯国”的“一国之主”被称为“国君”，而管理“天下”的“天下共主”被称为“天子”，那时候，“国君”和“天子”不是一回事。“国君”是为“天子”办事的臣子。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指出“君则诸侯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在全天下设立了由天子直接管辖的郡县，诸侯国不存在了，“国”和“家”作为行政单位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秦以后的历史中，“国”和“家”逐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国家”。此时的这个“国家”不再是诸侯的封地，它在地理意义上近似于秦以前的“天下”，在政治意义上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中央集权的王朝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实体的总称。与此同时，“国君”和“天子”也逐渐成为同一个职位，都是指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民族和国家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必然是由一个或多个“民族”构建而成的。各“民族”在“国家”中可以形成三种存在状态，如下：
（1）同一体的关系：国家中只有一个民族，国家和民族完全的同一。
（2）共同体的关系：国家中有很多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地位基本对等，它们互相影响，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多文化并存的社会共同体。
（3）主体和依附的关系：国家中有很多民族，其中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国家中居主体地位，形成主流文化体系，影响着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以中国的历史而言，无论是秦以前的“天下”，还是秦以后的“国家”，无论在哪个朝代，在中国这个国家系统内，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一直是第三种关系，也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同时包含着其他少数民族。
■中国的含义与系统国家观
“中国”的含义与历史发展
“中国”这个词，也是古已有之。目前见诸于古籍的最早记载是在商周之际，在先秦时期，大量的出现在文献中。
在先秦时代，“中国”在古籍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达地理意义，指周天子直接管辖的王畿（或者京师），与之对应的是“四方”，指“诸夏”，就是被周天子封分在王畿周边的诸侯国；第二个含义是文化意义，“中国”是指由王畿和诸夏共同继承和尊奉的一种先进文化系统，与之对应的是“四夷”。
例如《大学》中说，“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孟子梁惠王》中讲，“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记载，“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当“中国”与“四夷”相对应时，就与前面所说的“夏”和“夷”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了，说明“中国”在这里已经是一个文化范畴的名称，与“夏”和“华夏”的含义相近，表明了一种源自三皇五帝、历经夏商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和先进文明。
唐代的《毛诗正义》注《诗经》中对此解释说：“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言各有对，故不同也。”
随着周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地理意义逐渐丧失，而文化意义越来越突显，在秦汉以后的时代，“中国”基本就是一个文化范畴，代表着我们的华夏文化或者汉文化。在乱世时代，很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都声明自己建立的政权是华夏文明的继承者，是“中国”。如南北朝时期，南朝几代王朝由于继承了华夏的衣冠文物，自然都称自己是“中国”，而北朝在历经北魏的汉化改革后，也自称是“中国”；隋唐都称自己是“中国”；两宋期间，辽和金在汉化后都称自己是“中国”。如辽国皇帝说“吾修文物，彬彬无异于中华”，辽和北宋在国书往来中，双方自称北朝和南朝，似乎不再有胡汉之别。
明朝开始，在对外官方文件上首次使用“中国”自称，如明太祖在赐日本国书中说，“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1689年清政府在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来使用。晚清时候清廷在与外国交际或签定条约时，“中国”一词的使用非常普遍，许多官方正式文书上将“大清”与“中国”混合使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通称自己为“中国”或“华”。
可见，“中国”是华夏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被共同文化所认同和标志的一个整体国号，代表着华夏民族在国家层面上的文化传承关系。凡是传承和发展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政权，无论它是来自中原地区还是来自四夷，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略解中华的含义
“中国”与“华夏”在两汉以后逐渐统一起来，国号和族号合二为一，于是有了新的名称——“中华”，大概是取“中”之深义（道家和儒家都以“中”为最符合道的状态，如道家讲阴阳平衡，儒家讲致中和）、取“华”之美义，哲理和审美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中华”一词在近现代以来，既可用于“民族”称号，如“中华民族”，也可用于“国家”称号，如“中华民国”。近代以来，“中华”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与“华夏”的代称。
系统国家观下看“中国”
前文所述，中国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华夏民族的整体国号。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独特国号，如周（周以前暂不论证）、秦、汉、隋、唐、宋、明、清等，但是在文化传承关系上，统一的都称自己为“中国”。这说明，在中国的历史传承和发展中，文化是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后人看清纷繁复杂之历史现象的最关键线索。
如果把最核心的文化要素抛弃了，我们就无法研究一个国家的传承史。例如，今天的人们在研究国家时，把国家定义为由“领土、主权和人口等三要素构成的一个社会共同体”。但是，这种关于国家的定义只能方便现代国际政治和司法体系的管辖需要，而无法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范畴被用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比如，今天的中国人经常会说“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这里的“国家”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该国只有72年的历史，如果指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也只有110年历史，如果指清朝，清朝国祚最多只有不到300年，放眼中国历史，无论哪个王朝的“领土、主权和人口”的历史都无法达到几千年。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有几千年的历史，这里的“国家”就不应该仅仅被定义为由“领土、主权、人口”等这些易变的因素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在国家的定义中，一定要有一个最稳定的因素，这既是逻辑的需要，也是历史的真实体现，而这个最稳定因素就是文化。
以文化为核心要素，以社会系统为基本框架，笔者在这里提出一种研究国家的新方法，笔者称其为“系统国家观”。一个社会系统经常被划分为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具体到了国家系统这里，则对应的三个层面分别是统治疆域、政治实体和文化。以“系统国家观”来看待国家，国家可以被定义为“由文化、政治实体和统治疆域所构成的一个社会系统”。其中文化是最核心的要素，居这个社会系统的最内层，政治实体是中间层次，而统治疆域是最外层。
系统国家观定义下的国家概念，也符合我们认识一个国家的一般规律。如我们观察一个“国家”都是从外到内逐渐看到了这三个层次，先看到这个“国家”可见的现实疆域，再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再进一步才能思考到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
如果以系统国家观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那么，一切都豁然开朗。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中国”这个国家系统的文化是代代相传，没有中断，而只是更替了政治实体（各个朝代），改变了统治疆域，那么，“中国”就没有灭亡，“中国”的历史就在不断的延续。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周朝（中国的一个政治实体）有800年的历史、汉朝有400年的历史、清朝有不到300年的历史，而“中国”已有5000年的历史。以系统国家观来研究“中国”，我们才能通过王朝的更替，华夏文化的接力传承，而看到一部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
■系统国家观下的中国历史形态
“中国”的历史演化
以“系统国家观”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演化，从逻辑上，我们可以辨析出中国的五种历史形态。分别是统一状态、分治状态、失土状态、半亡国状态和亡国状态。五种历史状态的定义如下：
（1）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实体只有一个，该政治实体统治“中国”的基本传统疆域，则“中国”处于统一状态；
（2）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实体不只一个，这些分立的政治实体分治着不同的地理疆域，则“中国”处于分治状态；
（3）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实体部分被异族瓦解，“中国”传统疆域的一些主体部分被异族占领，华夏族人部分被异族统治，此时“中国”处于失土状态；
（4）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实体被异族取代，“中国”传统疆域大部分被异族占领，华夏族人大多数被异族统治，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被异族毁灭，此时“中国”处于半亡国状态；
（5）“中国”传统疆域基本被异族占领，“中国”的立国之本——传统文化——被异族毁灭，则“中国”处于亡国状态。
以上五条逻辑原则所代表的五种状态可以相互演化：如失土状态由于异族的汉化而演变成分治状态，分治状态由于政治实体的合并而演变成统一状态；同理，统一状态由于政治实体的分裂而演变成分治状态，分治状态或统一状态由于异族的部分入侵而演变成失土状态，失土状态逐渐扩大而演变成半亡国状态，半亡国状态由于侵略者的汉化再演变成统一状态；同样，半亡国状态由于对文化的进一步毁灭而演变成全亡国状态等。
“中国”历史形态的简单辨析
统一状态：西周，秦，两汉，西晋，隋，唐，明，清中期；
分治状态：东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两宋；
失土状态：东晋五胡十六国，北宋前期，清后期，中华民国前期（大陆时期）；
半亡国状态：元，清初期，国共内战后期；
亡国状态：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时期。
中国的历史在周以前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只考察周及其以后的历史状况。
周时期：西周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可以号令天下时，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当诸侯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旁落时，中国便处于分治状态。
秦时期：秦起源于异族，但被周王分封后，逐渐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将“中国”由封建邦国制转型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成为“中国”在帝国时代第一个统一王朝。
两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又一个全盛时期，外儒内道的立国之本完全继承了黄帝时期传承下来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的统一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蜀汉、孙吴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此时的中国处于分治状态。
西晋时期：三国的三合一版本，中国的短暂统一时期，但随后的内乱又导致异族入侵使中国处于失土状态。
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内乱，晋室南迁，北方大部分落入异族之手，中国处于失土状态。期间北方入侵胡人又不断汉化，使中国向分治状态演变，至北魏时期演变为清晰的南北分治状态。
南北朝时期：北魏结束五胡十六国时代，统一北方，并实行彻底地汉化，使其国家系统完全地“中国化”，与东晋随后的南朝呈南北对峙，使中国处于分治状态。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实体又合并为一，疆域控制了汉族居住区的大部分区域，并向外发展。唐朝时期传统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交相辉映，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隋唐是标准的统一状态的中国。但是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又进入分治的准备状态，为五代的到来拉开帷幕。
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政权都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是中国的又一个分治时期。
辽金西夏两宋时期：北宋虽然统一了南方，控制的中国疆域也达到当时汉族的大部分区域，但是由于强大的辽国的存在及随后金国的崛起始终不能算是中国的统一状态。辽金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可以算作是中国的失土状态，后阶段由于辽金的汉化而演变成中国的分治状态；南宋联合蒙古灭金（金此时已汉化为中国的王朝），相当于将北方河山拱手相让蒙古，此时中国又处于失土状态；随后蒙古入侵南宋使中国处于严重失土状态，最后蒙古占领全国，灭掉了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实体，使中国处于半亡国状态。
蒙元时期之所以称为半亡国状态，原因如下：
其二，在制度层面上元帝国由于统治汉人的需要也实行一部分汉族制度，但始终没有完全汉化，汉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没能融合在一起，帝国始终维系在一种侵略占领状态之中，其法统从来没有被汉族人所完全接受；
其三，元朝统治期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为最上等，西域胡人为次等，汉人与南人则为次下等、最下等。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会有的现象，而只是在亡国时才会出现的情形；
其四，蒙古人并尊崇儒家，儒释道三教完整地保存下来，华夏传统文化在蒙元时代继续发展。
因此，蒙元时期为中国的半亡国状态。
明时期：明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使中国重新进入统一状态。
清时期：清初期乃异族入侵，使中国处于半亡国状态；入主中原后，康乾时期满族开始全面汉化，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成为炎黄文明的继承者，此时中国进入统一状态，清人的武功又盛，开拓边疆，使中国的疆域达到了历史上最广阔的时期；清后期，西方列强开始侵入，掠夺占领中国疆土，使中国进入失土状态。
中华民国前期（大陆时期）：军阀时期既是分治状态，也是失土状态；国民政府时期内部政治实体统一，但由于清朝割让了国土，中华民国不承认这些占领的合法性，依然处于失土状态；中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入侵更处于严重失土状态；国共战争期间，中华民族遭遇共产主义入侵，全面溃败，处于半亡国状态。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在国共战争中失败，马列民族窃取华夏民族的政权后，华夏文明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摧毁，仅在台湾留下火种，中国处于真正的亡国状态，中华民族进入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
综上，以系统国家观研究中国历史，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华夏族的发展史及她与周边地区非华夏族关系的演变史。中国的分治、统一、失土、亡国等历史形态几乎都与周边非华夏族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内部政治力量的搏弈都是在特殊的外部环境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内与外”的区别，“夏与夷”的明辨，是我们面对自己的国史时始终应该恪守的文化疆界。
■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亡国状态
中共非中华儿女 乃马列子孙
唐朝是一个胡汉杂居的时代，但是，夷夏之辨的传统在唐朝不仅没有丧失，而是达到了新的高度。唐朝时万国来朝，重译款塞，唐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唐太宗到玄宗年间，胡人血统的五品以上官员非常多；唐宣宗时期甚至有阿拉伯人考取进士；唐朝的军队也好比是“多国联军”，很多著名将领都是少数民族血统。唐朝时期，中华文化、中国的国力都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而唐朝这种包容万象的气度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夷夏观念上的大气息息相关。
唐昭宗时代的进士程晏写了一篇《内夷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文章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这段话大意是说，华夏周边少数民族，如果向往并接受华夏文化，奉行仁义忠信，虽然出生在外邦，但是我们不能再称他们是蛮夷，而在中国本土长大的人，如果他们不忠、不义、不仁、不信，不认同中华文化，就不能算作中国人。
《内夷檄》，还更加直白地说：“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是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意思是说，如果有所谓的中国人抛弃了仁、义、忠、信这些品质，那就是中国境内的蛮夷，有这种人在身边，哪里还用外族入侵啊，华夏民族自己就自行沦陷了。
以传统文化的夷夏标准来区分，中华儿女传承了黄帝开创的敬天崇道、重德修身的道家文化，所以才被称为炎黄子孙；同理，那些奉马列为祖宗、传承了马列主义一整套所谓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人，虽然长着中国人的外貌，却不能算是中华儿女，而是马列子孙。以此标准衡量，中共就是“华其名而夷其心”的真正夷狄，是“不待四夷之侵我”的华夏内部的亡华势力。
百年红祸 五千年中华真正亡国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标记民族特性、维系民族传承的核心要素。文化一旦改变了，这个民族也就改变了，文化一旦失传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
华夏文化以道家思想为道德之本，讲究顺应天道，执行天命；以儒家思想为伦理之本，讲究孝悌忠信，止于至善。内道外儒，出世思想与入世精神相互融合，交相辉映，从天道到人伦，从道德到礼仪，构建出“天地君亲师”的完整伦理体系。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因果报应、慈悲救度的思想和精神与道家学说相互映衬，共同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体系。
一个奉华夏文化为正统的政权，必然会敬天、法祖、尊孔、崇道、礼佛。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法难。但是，这些法难波及范围和时间都很短，目标也不是要消除佛教信仰，而且这三武一宗在给佛教制造法难的同时，又都在极力推崇儒教。
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基本伦理规范。对待儒家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属于“中国”的重要标准之一，包括是否尊孔，是否以孔孟之道为立国之本，是否以宗法礼教构建社会秩序，以及在有科举以后的历史时期，是否开科取士。
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上，华夏文化一直受到周边民族的尊崇。华夏族居住的中原地区虽然不断受到周边民族的入侵，但是这些周边民族在进入中国后，都毫无例外的启动一定程度的汉化程序，包括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并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元朝是这些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后汉化程度最低的一个政权，但是元朝统治者也将孔子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给予华夏文化极高的礼遇。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践踏孔孟之道、消灭儒家传统伦理体系的政治实体只有中共政权。中共建立政权后，通过土改和反右，铲除了传承儒家文化的士大夫和乡绅阶层，通过取缔会道门的运动，铲除传统佛道信仰和僧道阶层，与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三武一宗法难不同的是，中共将儒释道三教齐灭，不仅铲除传统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还铲除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控制人们的思想。
在70多年的统治中，中共不停的通过各种运动，毁佛、灭道、批孔，系统的毁灭中华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中共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控制学校、媒体和出版机构，强制给国民灌输马列主义，将这个来自西方魔教撒旦教的教义作为立国之本。当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全面取代了中华传统文化时，中国大陆已经成为马列主义的文化殖民地，而中国也已经处于5000年来的第一次亡国状态。
中共为何要认一个德国人做祖宗，毁灭华夏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纳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居住在大陆，还是迁居海外，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华夏儿女，不愿意做马列子孙，那么，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辨析“中国”国家系统的传承历史，认清中共灭亡中国的悲惨现状，是我们在认祖归宗、回归华夏传统文化时，首先应该做的一件紧迫事情。
维护国家利益最核心的就是维护我们一脉相传的民族文化，她是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是5000年来我们屹立东方，不为外族压迫所摧毁的民族意志的源泉，此源泉不枯，中华民族才能永远旺盛！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