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以来，一个有中共背景的团体安排了来自近50家美国媒体的120多名记者前往中国，这是中共在美国加深影响力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
这个团体就是“中美交流基金会”（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缩写为CUSEF），是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由中共政府官员、亿万富翁董建华领导。董建华曾任香港特首，目前是中共的政治咨询机构——中共政协的副主席。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中美交流基金会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机构。
中美交流基金会在美国注册文件显示了，该组织如何试图左右美国媒体报道和塑造美国的舆论。
除了提供美国记者去中国免费旅行，该机构还安排现任和前任议员去中国旅行，通过私人晚宴向（美国）主流出版刊物的媒体高管献媚，并旨在美国培养一批独立的“第三方支持者”，以便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支持中共的文章。
这些活动让人们看到了中共是如何努力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影响民意和左右精英们舆论的，其目的是说服各国政府认同中共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去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说，这场被中共称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宣传攻势的目标是，“让美国人接受中共的威权统治的形式”。
总部设在华盛顿智库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什姆（Grant Newsham）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通过瞄准外国新闻机构，这个统治集团希望限制美国媒体对中共的负面报道，同时加强对它自己有利的报道。
纽什姆说，对中共的宣传报道，例如“上海和深圳有多少座闪亮的摩天大楼，中共治下的中国如何成功对抗新冠病毒，以及中国经济如何良好复苏”，影响美国的公众和美国官方的认知，并最终左右美国官方、商业界和金融界的对华政策。
介入美国媒体
受雇于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公关公司BLJ Global在2011年提交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注册文件中公开了一个多管齐下的计划，以“中国是美国不可缺少伙伴”为中心，以积极方式描述和宣传中美关系。
BLJ Global公司将其为中美交流基金会所做的工作重点描述如下：“发展和培养一个在中美关系上‘志同道合’的专家社区”；“与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建立关系，因为他们可以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发出‘正面和积极’声音”；“撰写一个积极且有感染力的关于中美交流的信息，并通过董主席传达给那些独立‘第三方支持者’和组织以及媒体。”
该公司2010年的目标是平均每周在各种出版物上刊登三篇有利中共的文章。申报材料显示，在2009年，该公关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各个媒体中的26篇评论文章和103篇文章中的引经据点。
一些具有“积极”观点文章将被安排由那些独立的“第三方”支持者撰写，这是一个由专家、前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人物组成的团队，鉴于这些人在“有效地向媒体、有影响力的人群和评论专家以及公众传播积极信息”中的关键作用，BLJ公司寻求扩招其成员。
记者的中国行
根据中美交流基金会提交的审查文件，自2009年以来，BLJ公司为来自48家美国媒体的128名记者安排了去中国的免费旅行，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Vox、NPR和NBC。
该公司在2011年提供的文件中称，这些去中国的旅行被称为“熟悉之旅”，旨在招募“美国顶级记者前往中国，挑选标准是根据其报道的效果和是否对中国（中共）有利”。
“这些记者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中国（中共）的成就，为他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积极的视角，并强调美国与中国（中共）的直接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中说。
申报资料说，2009年，7家出版物的记者参加的两次去中国访问，带来了28篇（亲中共）的文章。
纽什姆说，中国之行类似于中共政府一直沿用的“访问外交”和“热情好客”政策，这种做法对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商人“非常适用和有效”。他补充说，这种做法“对于那些对中共缺乏经验的人来说更有效”。
纽什姆说，记者们可能认为他们对中共政权所施加的影响力有免疫能力。“但这很难让人相信”。
转变观念
中共政府把类似中美交流基金会资助的外国记者去中国旅行视为重要的统战项目，西方记者们可以通过它了解“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Chinese People’s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是一个中共政府所属机构，定期资助外国官员到访中国，它也为中美交流基金会所赞助的美国记者扮演东道主角色。
该学会时任会长杨文昌（Yang Wenchang）在2009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称美国媒体来访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并指出这种工作需要长期做下去，强调要打造“独特的品牌”。
2020年，现任会长王超（Wang Chao）在他们的内部刊物上表示，他们加大了邀请外国媒体来华访问的力度，让这些记者们“亲身感受中国的进步，以这些媒体为窗口，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共政府所属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All‑Chi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自2010年起就开始启动记者交流项目。2016年在党媒刊登的一篇文章夸耀，该协会组织外国媒体来中国访问，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里扩大影响、增进友谊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章说，这样的访问让“从未到过中国、深受美国对中国偏见报道影响的记者与中国（中共）官员、专家和媒体同行，就中国的发展进行深入交流，这有助于消除许多误解或担忧”。
文章还引用了《赫芬顿邮报》一名资深编辑的感言，他说，协会安排的访问让他“意识到美国媒体圈对中国是多么的无知”。
报道称，《洛杉矶时报》的一名普利策奖得主、财经专栏作家在对中国进行了9天的访问后表示，他发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永远赶不上中国的发展速度”。
路透社一名名为“帕特里克”（Patrick）的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改变了他对中国（中共）媒体作用的认识。
中国（中共）媒体报道称，帕特里克说，“在访问中国之前，我认为中国的媒体是为阶级斗争目标服务的，但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这种想法仍然停留在文革时期，这有些可笑。”他称这次媒体交流“相当有价值”。
中共当局在处于危机时刻也利用这些媒体的中国之行，试图将外国媒体的情绪左右到中共这边。2011年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在2008年和2009年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分别发生了两次反对中共统治的重大抗议活动，被中共冠以暴乱之名后，中美交流基金会第一时间就谴责了“捏造新闻”的西方媒体。并安排其招募的那些人，“迅速安排媒体现场采访……为这次人权迫害事件进行冷处理，制造有利于中共的舆论”。
路透社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赫芬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都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私人晚宴
从2009年到2017年，中美交流基金会与来自35家媒体的代表举办了一系列晚宴和会议，包括《时代》杂志、《华尔街日报》、《福布斯》、《纽约时报》、美联社和路透社。
董建华经常在华盛顿和纽约举办晚宴，邀请美国顶级出版物的高管和编辑参加。BLJ公关公司在2011年的FARA申报文件中将这些私人晚宴描述为“在吸引新闻行业领袖支持方面是有效的、非常宝贵的渠道”。
“虽然无法量化，但董建华先生对美国媒体高层观点的形成和影响已经很大了，起到了能够左右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影响精英阶层的作用。”BLJ继续补充说。
作为中共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主持着中共统一战线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单位。该咨询机构自称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统一战线工作被中共的领导人称为“法宝”，涉及中国国内外数千个团体，这些团体实施著政治影响活动、向异见人士施压、搜集情报，并促进技术向中国转移。
董建华是上海出生的香港商人，1997年香港由英国转交中国行政管制后，他是第一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05年，他在第二任期期满前辞职。在任期间，他监督起草了名为“23条”的有争议的反颠覆法案，该法案引发了直到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前、香港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他一直表示对中共中央政府是忠诚的，最近一次表态是在去年12月份，他表示支持北京去年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他还宣称，北京没有违反其在“一国两制”方案下的承诺——根据该方案的法律条例，香港要保留中国大陆没有的自治和自由的权利，而且“在过去22年里中共没有介入香港的事务”。
在2017年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中，董建华被习近平称赞为“把时间、精力、智慧、资源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和BLJ公关公司没有回应评论请求。CUSEF在2017年给《外交政策》刊物的声明中，否认与中共政权有任何联系。一位发言人当时说，“我们不以促进或支持任何一个政府为目的。”
利益的诱惑
纽什姆指出，除了通过个人关系培养影响力，中共还通过控制西方媒体在中国的经营范围和接触中国公民的机会多少，对他们直接施加威胁和影响。
“如果你写的东西过于批评中共……你可能会被踢出中国。”纽什姆说，“所以，这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对中国的报道的力度，因为它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准确、不真实的报道。”
外国驻华记者指责中共政府将他们的签证“武器化”，以胁迫外国媒体改变报道。去年2月，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标题为“中国（中共）是亚洲真正的病夫”的评论文章后，该报还拒绝为这篇文章道歉，于是中共就撤销了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签证。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去年报道，2013年，彭博社撤下了一篇关于当时中国首富王健林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调查报道，因为担心遭到北京的报复。“这肯定会，你知道的，招惹中共会彻底让我们关门，把我们踢出这个国家。”彭博社当时的主编马修∙温克勒（Matthew Winkler）在2013年10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说，“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关门。”
这是NPR新闻机构获得的一个会议录音中披露出来的。
统战美国媒体
纽什姆说，北京在左右美国媒体报道方面“相当成功”。
“让我们回顾一下，看看要等多长时间才会看到有一篇像样的、对关于中共敏感问题的报道？像关于中共集权在新疆种族灭绝行为的新闻报道，或者任何关于中共从中国人，通常是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报道？”他说，他指的是一个自1999年以来受到中共严重迫害的精神团体。
除了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报道不足外，美国媒体还经常忽视中共政权在美国国内危机中所起的破坏作用。
例如，在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报道中，“主流媒体甚至拒绝考虑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而且他们攻击这种说法是‘假新闻’”，纽什姆说。
他指出，这一推断只是在最近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获得更多的认可。“但媒体至少浪费了一年的时间，让中共掩盖了这个真相。”
纽什姆指出，每年导致数万美国人死亡的芬太尼危机的新闻报道也经常不提这些合成毒品来自中国。他补充说，同时，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很少”提到中国（中共）官方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非常不可靠，或者中国根本没有法治。
纽什姆提出，媒体与中共政府互动的问题“最终归结为原则问题”。“这些记者和媒体高管会对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政府做类似的事情吗？也许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