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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部分引用如下：

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本文摘自腾讯网第15期思想的力量，原题为《毛泽东：“湖南共和国”之梦》。

“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1919年毛泽东发表文章谈自己的“新村之梦”，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10页（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岳麓山下的“新生活”幻梦

1918年夏天，一个名为“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诞生。与会的是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的一群希望“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半耕半读，“每天赤脚草鞋，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

“工读同志会”无疾而终。1919年，毛泽东结束北游回到湖南，“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梦想更炽——“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并计划从创办一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作为实践这一“新村计划”，这年冬天，毛泽东撰写出了一份《学生之工作》。

按照《学生之工作》中的描述，作为“新村计划”一部分的这所学校，其基本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用如今的主流学术定义，“新村主义”乃是五四时期所流行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与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或许存在师承关系，但最早的提出者，却是日本作家小路笃实。小路笃实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为此，他专门创办了一个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上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新村运动”。

在中国宣传、实践“新村主义”最力者，则是周作人。周氏旅居日本期间，曾专门到小路笃实创办的“日向新村”进行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他所见到的“日本新村”的情况，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亚普通的人生福音”。随后，“新村主义”得到了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人的赞同、支持和宣传，在这些启蒙领袖的支持下，1919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组织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开启了“新村主义”实践的先河。

《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4月7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亲赴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此时，毛泽东已起草完自己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学生之工作》，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如此说道：“（当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但新村不是毛泽东的出路，他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基地。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引自《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

1920年，素有开明之称的谭延闿取代已经身败名裂的张敬尧成为湖南督军。湘省士绅对谭氏寄予厚望，毛泽东亦于这年7月回到长沙。此次回湘，目的之一即是推动“湖南自治运动”。

“湖南自治运动”，其实是湘省“驱张（敬尧）运动”的延续。早在1919年底，毛泽东即与彭瑛等人研究过驱逐张敬尧以后湖南该向何处去的问题。1920年3月，毛泽东自北京寄给黎锦熙的一封书信中，对自己“湖南自治”的主张有一详细说明：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稍后，毛泽东直接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不可谓无因。在另一篇名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的文章里，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宣布了他设计的改造湖南的方式：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豪。……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

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正式提出建设“湖南共和国”。全文引用如下：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着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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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人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湖南共和国”之梦自然是只能是空谈。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新村主义”与“湖南共和国”都走不通之后，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挚友蔡和森等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异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酶，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一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异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走上建党之路

苏俄式道路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首次实践，据毛泽东回忆，是在1920年末1921年初组织湖南劳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毛泽东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啊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大约同一时间，在一封给蔡和森的书信里，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已经走上了建党之路：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921年1月21日）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族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原载《湘江评论》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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