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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被毛泽东所害
去年，旅居英国的作家张戎女士与她的夫君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和她的弟弟张朴三人访问美国，有幸在一图书馆大厅聆听张戎介绍她与夫君合着长篇政治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听后大为动容，多年来萦绕我脑际的困惑，终于理出个头绪。我想这本书也许最终可以吹响瓦解中共的号角。
已经有读者介绍了该书很多具体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如强渡大渡河，卢沟桥事变纯属虚构等。是的，经过仔细阅读，我对于1942年所谓的延安整风——文艺座谈会的理解最为刻骨铭心，尤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让我寝食难安，虽说曾经私下有人提起过，但都是些皮毛；二次书作者花11年功夫，搜集大量实证，描画出毛泽东那种病态的、喜欢毁灭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到亲眼看着他的对手活活死去时所感受的快感。
因为先夫王若望在1942年也在那红色恐怖中挨批，1943年被发配到山东，当时他们党内就流传说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早在国内时我也问过：王实味究竟为何遭杀身之祸？若望说过：“当时投奔延安的我们，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都觉着死气沉沉，王实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沟墻报上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很快就成了毛泽东的俎上肉；接着我在延安的大砭沟编辑的轻骑队墻报也成为批判对象。王实味被抓后，我接着也被贬到山东，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整个延安，政治空气凝固了，人人自危，我无法提供你更多资料，我祇明白，王实味的被杀，实际是毛害的（我还记得他压低嗓音说——羊子注），本来我也没命的，是罗荣桓救了我”。
上述背景，使得我对书中描述王实味的章节读得更加认真。
王实味对共产党内邪气的批判激怒毛泽东
王实味是年轻有为的党员作家，曾经翻译过恩格斯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延安的《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泽东一看就留神并警觉起来，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那意思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王实味又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祇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ⅹⅹ同志还不也是一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上的连载，日益尖锐，毛泽东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说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立刻，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于是在毛泽东还允许的墻报上发表自己更尖锐的思想，他大声疾呼：“党内的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墻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曾说：“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砭沟看王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
从此，王实味厄运连连，当年身居北京、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一心向往延安的新民主主义理想，积极追随延安、奔赴延安的有为青年王实味，从此被迫禁声、被抓。直到1947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带上了王实味，7月途经山西兴县，一个漆黑的夜晚，背后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位勇敢坚持理想的王实味，将他扔进了一口枯井。
纪念公开挑战毛泽东权威者的英灵
至今绝大部分人不明白：王实味死得忒冤！ 至今国内大多数人照样不明白王实味，而且由于是秘密处死，60年前的延安，鲜有人知道那个红色恐怖发源地的真相；中共夺权后，官方又讳莫如深，延安活下来的人，正派人几乎都噤若寒蝉，权棍们则效仿毛泽东，继续迫害自己的反对派。广大民众呢，就不明不白，加上年代远去，淡忘了这位先贤。王实味惨死60年了，面对中共党内第一位敢于公开挑战毛权威的人的英灵，作为后人的我（可悲者我也年近古稀），读罢毛传后，才深刻了解一些王实味真实的冤情，原来这是毛泽东首先引用红色恐怖处死他忌恨的能人，毛都死了31年了，而我们至今对毛泽东思想还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人生有第二个60年吗？我觉悟得如此缓慢，在王实味英灵面前，我感到羞愧，当今国人，恐怕像我一样，也不一定意识到纪念王实味其实就是讨伐并清算毛泽东的开始；笔者以为，祇有全民公开声讨毛泽东思想的那一天，中国方得救。
我想说，王实味是首先揭露毛共欺骗、虚伪的党内自由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王实味是首先为中国自由文化而遭杀的精英。他是中共党内早期死在中共刽子手屠刀下的知识分子冤魂，可以说正是从对王实味大开杀戒，加上60年来掩盖真相成功，导致全国日益疯狂的政治迫害运动，如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文化革命以及邓小平们制造的六四惨案、江泽民们疯狂迫害法轮功信众祸延至今。这些都是继承毛泽东衣钵的作为，都是一脉相承的呀！当1957年自由知识分子大灾难临头时，单纯的知识分子们并不清楚毛的“阳谋”究竟为何物，还积极鸣放，结果是一个不漏地遭到清算；如今虽说全国人民经历过灾难深重的痛苦，可是中共又迫使全民忘却记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接的后果是自由文化雕零，民族精神萎靡堕落；当年青年人热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优良学风安在？
中华民族不能萎靡，不许堕落！有幸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决定率先纪念第一位为此丧生在毛屠刀下、长达60年无人关注的孤独的屈死者王实味，他是我们60年前自由文化的先知、圣贤，我们必须纪念他，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想来至今王实味的尸首都无人善后处理，在山西兴县，后人们是不是应该为他建立一个纪念碑？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都是当代俊杰大才，希望用你们的聪明才智纪念王实味，一慰泉下孤魂，二慰忍辱至今的遗属，三向世人还原真相，是神归庙，是鬼归坟，对历史负责。
（2007-3-23）◆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还有六耳猕猴实乃孙悟空心猿所化，来自菩提老祖教授孙悟空法术时孙悟空的一句话：
祖师闻得声音是悟空，即起披衣，盘坐喝道：“这猢狲！你不在前边去睡，却来我这后边作甚？”悟空道：“师父昨日坛前对众相允，教弟子三更时候，从后门里传我道理，故此大胆径拜老爷榻下。”祖师听说，十分欢喜，暗自寻思道：“这厮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盘中之暗谜也？”悟空道：“此间更无六耳，止只弟子一人，望师父大舍慈悲，传与我长生之道罢，永不忘恩！”祖师道：“你今有缘，我亦喜说。既识得盘中暗谜，你近前来，仔细听之，当传与你长生之妙道也。”
先让我们看看菩提祖师的住所。菩提祖师隐居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中。“灵台方寸山”取首尾二字就是“灵山”，“斜月三星”乃是天上之物，暗指“天空”。把他们合起来就是：“天上灵山”。而我们知道如来佛祖恰恰就住在西牛贺洲“天竺灵山”的大雷音寺内。这两座山名如此相像，这真的是巧合吗?菩提祖师与如来佛祖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关于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菩提老祖的身份，大家猜的最多的就是：菩提老祖为佛祖的化身。对此，有以下两个原因：
①菩提祖师隐居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中，而“灵台方寸山”取首尾二字就是“灵山”，“斜月三星洞”暗指“天空”，合起来就是“天上灵山”。我们都知道佛祖恰恰就在西牛贺洲“天竺灵山”的大雷音寺内。
②在悟空大闹天宫时，玉帝明显知道如来佛祖能镇压悟空，所以派人去西天请如来，这是为何？因为玉帝知道，如来就是菩提祖师，所以才会请他来对付孙悟空……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钱学森论证的逻辑漏洞
这些文章所得结论虽然有别，但论证方法是一致的：都是计算每亩地一年能接受多少光能，然后估算这些能量有多大比率能转变成作物的干物质，干物质中又有多大比例为粮食。所不同的，主要是对作物叶子的光能转化率的估计，从1958年4月的1%，到1958年6月的30%，又到1959年9月的1/6，到1993年的50%。这些计算，貌似严谨、科学，颇能迷惑一些崇敬科学的人。甚至在粮食高产“卫星”的真面目被揭露五六十年之后，还有聪明如叶永烈者相信。
这种论证真的可靠吗？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逻辑，试着在别的领域做一些推演：
目前全世界约有80亿人口。科学计算表明，若每个人给我一毛钱，那我立即就会成为亿万富豪。就算只有占世界人口17.5%的中国人给，我手头的钱，也将不是现在的2000块，而是2000块的7万倍！
不知读者诸君，还会不会觉得这个推演很严谨？一毛钱虽然不多，可凭啥14亿中国人都要送你钱？
我们还可以在更多的领域做推演：
一个成熟的男子一天可以产生1亿个精子，以他成熟后还能健康生活50年计，这辈子他一共可以产生1.8万亿个健康精子。由于产生一个子代只用掉男子的1个精子，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男子能产生的最多子代数是1.8万亿个。就算实际只有50%的精子与卵子结合生成子代，一个男子的最高子代数也不是现在爆出的一百多个或八百多个，而是一百多个的数十亿倍——9千亿个！
不知读者诸君，会不会觉得这种推演十分可笑？在自然状态下，男人的绝大部分精子都没机会与女人的卵子结合，凭什么其致孕率能从百亿分之一跃升至50%？钱学森同样没有在文中提出具体可行的举措，令中国小麦、水稻的光能转化率，或者说光合转化率，从1958年实际的0.1%左右跃升至他所说的1%、30%或1/6。
让我们再换一个与粮食作物生长更为接近的领域来观察。人每天都要获得空气、水和食物。其中，吸入的空气最多。一个50kg的人每分钟约吸入8-30升空气。以较低值12.5升计，一昼夜约吸入空气18立方米。空气密度为1.293千克/立方米，一天约吸入空气23千克。若每天喝进的水以2千克计，吃进的食物以2千克计，则每天共输入物质27千克。以这个数乘以365.25，则一个人一年能输入9861.75千克物质。以平均寿命80岁计，则一人一生约输入物质788.94吨。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钱学森的这篇为粮食亩产万斤提供理论论证的短文不但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和基层干部吹牛时的想象力，还令那些比较务实的干部也不得不跟风吹牛[8]，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7月，水稻开始收割，《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亩产5000多斤、9000多斤、10597斤的“卫星”。
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套红标题报道，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并配发了照片——四个儿童在田中生长得密密麻麻的稻穗上跳跃。8月31日，报道出的亩产突破了钱学森推算出的4万多斤，开始“跃过五万大关”。9月5日，报道“一亩中稻6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一试验田水稻亩产130434斤。10月26日，中共江西省乐平县委会声称该县超美人民公社太安大队获得了亩产161853斤晚稻的高产。
10月27日，对于前述毛泽东的赞扬，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1959年国庆前夕，钱学森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那个计算方法略微进行了一些调整：
钱学森是一位知识面很广、思维很活跃的力学家。早在1958年4月，他就在一篇“向党交心”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套方法来估算粮食的可能产量：
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能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半的“卫星”，并配发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仅仅4天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说明性的短文，对粮食的可能产量作了“科学的计算”：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毛变得真正相信稻麦能够亩产万斤，还提出要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他对钱学森说：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在武人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湖南共和国”之梦自然是只能是空谈。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总结道：“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新村主义”与“湖南共和国”都走不通之后，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挚友蔡和森等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异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酶，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一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异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走上建党之路
苏俄式道路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首次实践，据毛泽东回忆，是在1920年末1921年初组织湖南劳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毛泽东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啊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大约同一时间，在一封给蔡和森的书信里，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已经走上了建党之路：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921年1月21日）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族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原载《湘江评论》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