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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到底是被康生杀的,或是被贺龙杀的?贺龙曾下令活埋抗日学生

作者: 苏中杰 性格狂傲的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的任务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与毛泽东文艺“为党服务”的看法背道而驰。于是,王成了牺牲品,直接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力,最后惨死荒野。而为王说话的萧军同样受到牵连,因讲真话犯众怒,被数名党内、外作家轮番上阵批判,不给吃公粮。

王实味野百合花之死
王实味野百合花之死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由毛泽东发起的座谈会〈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就这样给远道来延安求学的全体知识分子洗脑上课了。

萧军不听话不给饭吃只是整风运动前的小动作

1938年,萧军身背褡裢,柱着木棍,从山西吉县步行来到延安。之后,他去了西安,因与萧红维持六年的婚姻破裂,逐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专一学生结婚,于1940年携妻小再次来到延安。

再回延安,日子不太平了。胡乔木在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指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主要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一些人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倔强,他就住到延安东边的一个孤孤单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托,叫他及夫人回去,并说两方面都有错。”

那么萧军错在哪里呢?这场整风运动确切地说是因为王实味而引起的。王实味是何许人也?王实味应范文澜之约,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

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的任务就不同了,它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党不要过多地干涉文艺创作,要让创作者有充分自由发挥的想像空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就是要为党服务,围绕着党的政治工作与思想理论作积极宣传,任何对党有意见、并牢骚满腹的行为就是反党行为。王实味的牢骚思想立即遭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彻底批判。以整风名义召开的大会对王实味思想进行了无情批斗。毛泽东首先发言,其后是其他到会者的深刻发言。到会者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革命的自觉性与觉悟性相当高。在会上,王实味几次想为自己的言行作一番辩解,可每次话还没完,就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对此,萧军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

散会后,萧军愤愤地说:“这种批斗无疑就是往人脑袋上扣尿盆子。”此话被一边的陈学昭听到了,陈学昭是从法国留学归来,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延安是学历最高的一位(写有《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57年被打成右派),她立即把此话汇报给党组织。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中国文坛享有大名的诗人)等四名代表来到萧军家,指责他破坏了批斗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受不了这气,当场把这四人赶出家门。

此后,萧军日子一直不好过,心里也一直不痛快。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就王实味的事再次“将”了与会者一军。这下犯众怒,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批驳萧军的言论。萧军孤身一人,舌战群儒,唇枪舌剑至凌晨两点。最后,辩累了的萧军主动让步,说:“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

丁玲不愧为中国文坛的大作家,她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丁玲说了真话,她确实了解共产党,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需要不听话的朋友,要的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朋友。她于四十年代末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之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萧军刚平息的怒气又上来了。他的脸色是红里透青,腾地一下站起来,吼叫道:“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说完,萧军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

萧军所以敢牛,是因为他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还是蛮高的。萧军曾与毛泽东多次单独喝过酒,认毛泽东为大哥。对此,毛泽东不但不生气,还多次给萧军写信,以挽留准备回重庆的萧军,这在置留延安的那些作家群中是少见的。

康生
康生

“不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王实味惨死荒野

对于萧军不听话就不给饭吃,这在延安整风运动前还只是小动作。像王实味不听话,对党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中央研究院给予他的处罚就是没讨价还价余地了——直接剥夺他的做人权力。

促使对王实味杂文被批评升级成为文艺整风的整肃重点对象,是源于王震、贺龙、朱德等几位政治家直接干涉的结果。当王震一行应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之约,来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看完壁报,王震就大声骂起来:“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指王实味)在后方吃饱饭骂党!”骂了之后,王震又来到《解放日报》社,找博古是问。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王震与贺龙一起狠批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后,大诗人艾青(写有长诗《大堰河》等,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言,作了长篇发言《现实不容歪曲》,全面深入地批判、揭露了王实味的种种罪恶,申明一个文艺家对革命阵营应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同时呼吁取消王实味的做人资格。

为何要取消王实味的做人资格?因为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就是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逮捕入狱。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因所谓的“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秘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时,从其身后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将他砍死。怕被人认出,乱刀百次,再将血肉模糊的尸体丢于一口枯井里。其手段是何等的残忍。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由毛泽东发起的座谈会〈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给远道来延安求学的全体知识分子洗脑上课的。这群知识分子后来走出延安,个个赤胆忠心,并且很大一部份人自以为亲耳领受过毛泽东的讲话,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于1957年纷纷被打成右派。

由此看来,延安整风运动其实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红斑狼疮”,也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纵容并铸就毛泽东做专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块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都像萧军、王实味那样在毛泽东和党面前敢说真言,那么,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的,至少舆论监督不会像现在这样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康生和林彪
康生和林彪

写王实味——贺龙下令杀的/ 戴晴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沈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 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著,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著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

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著,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著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镟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 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著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

     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

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著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

王实味野百合花之死
王实味野百合花之死

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后来没见薛明有什么动作。估计贺捷生反对也起了作用。

这段折冲,本来也没打算公开说——不料互联网的出现,将贺薛氏率队挺夫的段子,变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续篇。可怜的薛明:拼却性命为先夫,本数我中华民族光荣妇德。问题是,要爱对地方。如果薛同志调用参政,一笔笔查清冤案,代夫向亡灵谢罪,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附记
发在微博上后,有网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确凿:

–马天仁 戴晴说的东北学生,是赵侗将军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赵将军与日寇苦战7年,没有死在日寇手里,却被CCP偷袭,其妹赵理智也一同罹难。其母赵洪文国,是著名的“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而赵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赵连中亦也因戡乱而牺牲。满门忠烈,千古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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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08

      作者: 苏中杰 性格狂傲的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的任务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与毛泽东文艺“为党服务”的看法背道而驰。于是,王成了牺牲品,直接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力,最后惨死荒野。而为王说话的萧军同样受到牵连,因讲真话犯众怒,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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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实味到底是被康生杀的,或是被贺龙杀的?贺龙曾下令活埋抗日学生

    • #1721

      档案曝王实味被剁碎原因

       

      有一份文件名为《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本文摘自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作者李维民,原题为《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

    • #1722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这段话载于《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八卷第309页。文集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一九〇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 #1723

      王实味的冤案已经平反了,但他是不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这一事实至今尚未澄清。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与老战友、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刘继光同志交谈时,记不清怎么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刘继光说,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外调时,无意中发现那里存有康生批准处死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因为他不是去调查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细看。1988年夏天,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负责199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条目的编审工作。其中贺龙的条目是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的同志执笔写的。有一天,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同志,在我办公室交谈时,他说,王实味都说是康生批准处死的,但是有人又说是贺龙批准的,因为当时是在晋绥军区的地盘内,而贺龙是军区司令员,他想查清这件事。我马上想起刘继光给我谈的情况,建议他去山西省临汾行署公安处查一查。他很快就去了,果然查到了有关处死王实味的三份原始档案材料,并经临汾行署公安处同意复印下来。回京后,他复印了一份给我,当时我在复印件上注明:“1988。8。22上午,贺龙传记组刘雁声同志送来”。

      这三份文件,一份是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用毛笔写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信。全信共分三段。初稿写的日期是(1947年)6月13号,第三段内容原来是:“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快要搬家,对王实味究如何处理,望速来信示知!”这是事前的请示,可能没有发出,以后把第三段内容改为事后报告,日期也改为1947年7月2日,最后定稿的全文是: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剔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布礼

      陈养山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二份文件全文如下:

      对托匪王实味的看押

      审讯与处理经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对其看押特为严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长专管,严锁,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根据中社部附来之两份材料及王犯在狱内表现,林左夫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严责批(评)劝导后,彼供出其参加托派与反革命破坏活动等问题,于五月二十三日自写罪(责?)材料十(三?)页,但毫无悔意,说在延安对我亦没办法,看你们能把我怎样。

      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处死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王犯关押我处及处死经过,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

      四七年七月二日

      第三份材料是《反革命托派犯王实味的捕后表现与处理经过》,文末注明:“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夜整理”。除重述以上两份文件的内容外,还提到:“四月十六日晚上收押登记时该犯即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故改名张二五’我决不是托派’。”“我们告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的招护我,要求吃白面鸡蛋。’又说‘我在延安中组部给我送保健费时还是称我同志,只是在行军中发脾气受处份。’并讽刺的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的,可好好的修养一下’。”“后王犯曾三次给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其问题,说明没有神经病,要求到分(局)宣传部或报社作翻译工作。”文件最后重述:“六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七月一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这三份文件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克农之子李力所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第313页披露:“晋绥公安总局提出把王实味处决。康生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搞得很左。6月试点结束,康生回到兴县。对公安局的这个请求,康生当即‘口头批准’。7月1日,敌机再次轰炸兴县,看守所要立即撤离,为了应急,就在当天晚间将王实味处决,铸成了大错。对此,康生要负重大责任。”上述事实证明,说王实味“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对这件事他是有权代表中央决定的,起码可以说是中共中央主管机关的决定。

      二、王实味至死也没有承认他是托派,并且声明:“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

      三、从上述文件看,处死王实味并没有什么理由。文件只说王实味“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至于“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没有具体的事实,只提到他“要求吃白面鸡蛋”。当时兴县与前线相距很远,除防备敌机轰炸外,并无其他紧急的险情,王实味也没有任何通敌的嫌疑,完全是无辜的杀害。网上有文章披露,王实味在7月1日夜被秘密砍杀后,尸体剁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对处死情节没有具体说明。

    • #1746

      王实味被毛泽东所害

      去年,旅居英国的作家张戎女士与她的夫君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和她的弟弟张朴三人访问美国,有幸在一图书馆大厅聆听张戎介绍她与夫君合着长篇政治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听后大为动容,多年来萦绕我脑际的困惑,终于理出个头绪。我想这本书也许最终可以吹响瓦解中共的号角。

      已经有读者介绍了该书很多具体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如强渡大渡河,卢沟桥事变纯属虚构等。是的,经过仔细阅读,我对于1942年所谓的延安整风——文艺座谈会的理解最为刻骨铭心,尤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让我寝食难安,虽说曾经私下有人提起过,但都是些皮毛;二次书作者花11年功夫,搜集大量实证,描画出毛泽东那种病态的、喜欢毁灭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到亲眼看着他的对手活活死去时所感受的快感。

      因为先夫王若望在1942年也在那红色恐怖中挨批,1943年被发配到山东,当时他们党内就流传说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早在国内时我也问过:王实味究竟为何遭杀身之祸?若望说过:“当时投奔延安的我们,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都觉着死气沉沉,王实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沟墻报上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很快就成了毛泽东的俎上肉;接着我在延安的大砭沟编辑的轻骑队墻报也成为批判对象。王实味被抓后,我接着也被贬到山东,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整个延安,政治空气凝固了,人人自危,我无法提供你更多资料,我祇明白,王实味的被杀,实际是毛害的(我还记得他压低嗓音说——羊子注),本来我也没命的,是罗荣桓救了我”。

      上述背景,使得我对书中描述王实味的章节读得更加认真。

      王实味对共产党内邪气的批判激怒毛泽东

      王实味是年轻有为的党员作家,曾经翻译过恩格斯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延安的《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泽东一看就留神并警觉起来,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那意思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王实味又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祇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ⅹⅹ同志还不也是一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上的连载,日益尖锐,毛泽东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说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立刻,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于是在毛泽东还允许的墻报上发表自己更尖锐的思想,他大声疾呼:“党内的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墻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曾说:“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砭沟看王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

      从此,王实味厄运连连,当年身居北京、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一心向往延安的新民主主义理想,积极追随延安、奔赴延安的有为青年王实味,从此被迫禁声、被抓。直到1947年中共撤离延安时,带上了王实味,7月途经山西兴县,一个漆黑的夜晚,背后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位勇敢坚持理想的王实味,将他扔进了一口枯井。

      纪念公开挑战毛泽东权威者的英灵

      至今绝大部分人不明白:王实味死得忒冤! 至今国内大多数人照样不明白王实味,而且由于是秘密处死,60年前的延安,鲜有人知道那个红色恐怖发源地的真相;中共夺权后,官方又讳莫如深,延安活下来的人,正派人几乎都噤若寒蝉,权棍们则效仿毛泽东,继续迫害自己的反对派。广大民众呢,就不明不白,加上年代远去,淡忘了这位先贤。王实味惨死60年了,面对中共党内第一位敢于公开挑战毛权威的人的英灵,作为后人的我(可悲者我也年近古稀),读罢毛传后,才深刻了解一些王实味真实的冤情,原来这是毛泽东首先引用红色恐怖处死他忌恨的能人,毛都死了31年了,而我们至今对毛泽东思想还是战战兢兢,缩手缩脚,人生有第二个60年吗?我觉悟得如此缓慢,在王实味英灵面前,我感到羞愧,当今国人,恐怕像我一样,也不一定意识到纪念王实味其实就是讨伐并清算毛泽东的开始;笔者以为,祇有全民公开声讨毛泽东思想的那一天,中国方得救。

      我想说,王实味是首先揭露毛共欺骗、虚伪的党内自由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王实味是首先为中国自由文化而遭杀的精英。他是中共党内早期死在中共刽子手屠刀下的知识分子冤魂,可以说正是从对王实味大开杀戒,加上60年来掩盖真相成功,导致全国日益疯狂的政治迫害运动,如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文化革命以及邓小平们制造的六四惨案、江泽民们疯狂迫害法轮功信众祸延至今。这些都是继承毛泽东衣钵的作为,都是一脉相承的呀!当1957年自由知识分子大灾难临头时,单纯的知识分子们并不清楚毛的“阳谋”究竟为何物,还积极鸣放,结果是一个不漏地遭到清算;如今虽说全国人民经历过灾难深重的痛苦,可是中共又迫使全民忘却记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接的后果是自由文化雕零,民族精神萎靡堕落;当年青年人热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优良学风安在?

      中华民族不能萎靡,不许堕落!有幸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决定率先纪念第一位为此丧生在毛屠刀下、长达60年无人关注的孤独的屈死者王实味,他是我们60年前自由文化的先知、圣贤,我们必须纪念他,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想来至今王实味的尸首都无人善后处理,在山西兴县,后人们是不是应该为他建立一个纪念碑?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都是当代俊杰大才,希望用你们的聪明才智纪念王实味,一慰泉下孤魂,二慰忍辱至今的遗属,三向世人还原真相,是神归庙,是鬼归坟,对历史负责。

      (2007-3-23)◆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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