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苏中杰 性格狂傲的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的任务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与毛泽东文艺“为党服务”的看法背道而驰。于是，王成了牺牲品，直接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力，最后惨死荒野。而为王说话的萧军同样受到牵连，因讲真话犯众怒，被数名党内、外作家轮番上阵批判，不给吃公粮。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由毛泽东发起的座谈会〈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就这样给远道来延安求学的全体知识分子洗脑上课了。
萧军不听话不给饭吃只是整风运动前的小动作
1938年，萧军身背褡裢，柱着木棍，从山西吉县步行来到延安。之后，他去了西安，因与萧红维持六年的婚姻破裂，逐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专一学生结婚，于1940年携妻小再次来到延安。
再回延安，日子不太平了。胡乔木在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指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主要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一些人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倔强，他就住到延安东边的一个孤孤单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托，叫他及夫人回去，并说两方面都有错。”
那么萧军错在哪里呢？这场整风运动确切地说是因为王实味而引起的。王实味是何许人也？王实味应范文澜之约，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
王实味坚持认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的任务就不同了，它是改造一个人的灵魂。党不要过多地干涉文艺创作，要让创作者有充分自由发挥的想像空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文艺创作就是要为党服务，围绕着党的政治工作与思想理论作积极宣传，任何对党有意见、并牢骚满腹的行为就是反党行为。王实味的牢骚思想立即遭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彻底批判。以整风名义召开的大会对王实味思想进行了无情批斗。毛泽东首先发言，其后是其他到会者的深刻发言。到会者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革命的自觉性与觉悟性相当高。在会上，王实味几次想为自己的言行作一番辩解，可每次话还没完，就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对此，萧军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
散会后，萧军愤愤地说：“这种批斗无疑就是往人脑袋上扣尿盆子。”此话被一边的陈学昭听到了，陈学昭是从法国留学归来，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延安是学历最高的一位（写有《工作着是美丽的》一书，57年被打成右派），她立即把此话汇报给党组织。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中国文坛享有大名的诗人）等四名代表来到萧军家，指责他破坏了批斗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受不了这气，当场把这四人赶出家门。
此后，萧军日子一直不好过，心里也一直不痛快。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就王实味的事再次“将”了与会者一军。这下犯众怒，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批驳萧军的言论。萧军孤身一人，舌战群儒，唇枪舌剑至凌晨两点。最后，辩累了的萧军主动让步，说：“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
丁玲不愧为中国文坛的大作家，她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丁玲说了真话，她确实了解共产党，知道共产党从来就不需要不听话的朋友，要的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朋友。她于四十年代末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之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萧军刚平息的怒气又上来了。他的脸色是红里透青，腾地一下站起来，吼叫道：“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说完，萧军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
萧军所以敢牛，是因为他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还是蛮高的。萧军曾与毛泽东多次单独喝过酒，认毛泽东为大哥。对此，毛泽东不但不生气，还多次给萧军写信，以挽留准备回重庆的萧军，这在置留延安的那些作家群中是少见的。
“不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王实味惨死荒野
对于萧军不听话就不给饭吃，这在延安整风运动前还只是小动作。像王实味不听话，对党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中央研究院给予他的处罚就是没讨价还价余地了——直接剥夺他的做人权力。
促使对王实味杂文被批评升级成为文艺整风的整肃重点对象，是源于王震、贺龙、朱德等几位政治家直接干涉的结果。当王震一行应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之约，来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看完壁报，王震就大声骂起来：“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指王实味）在后方吃饱饭骂党!”骂了之后，王震又来到《解放日报》社，找博古是问。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王震与贺龙一起狠批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后，大诗人艾青（写有长诗《大堰河》等，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发言，作了长篇发言《现实不容歪曲》，全面深入地批判、揭露了王实味的种种罪恶，申明一个文艺家对革命阵营应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同时呼吁取消王实味的做人资格。
为何要取消王实味的做人资格？因为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就是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逮捕入狱。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王实味因所谓的“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秘密将王实味就地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时，从其身后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将他砍死。怕被人认出，乱刀百次，再将血肉模糊的尸体丢于一口枯井里。其手段是何等的残忍。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由毛泽东发起的座谈会〈讲话〉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给远道来延安求学的全体知识分子洗脑上课的。这群知识分子后来走出延安，个个赤胆忠心，并且很大一部份人自以为亲耳领受过毛泽东的讲话，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于1957年纷纷被打成右派。
由此看来，延安整风运动其实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红斑狼疮”，也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纵容并铸就毛泽东做专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块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都像萧军、王实味那样在毛泽东和党面前敢说真言，那么，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的，至少舆论监督不会像现在这样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写王实味——贺龙下令杀的/ 戴晴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沈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 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著，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著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
事情明摆著，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著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镟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 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著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
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
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著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
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后来没见薛明有什么动作。估计贺捷生反对也起了作用。
这段折冲，本来也没打算公开说——不料互联网的出现，将贺薛氏率队挺夫的段子，变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续篇。可怜的薛明：拼却性命为先夫，本数我中华民族光荣妇德。问题是，要爱对地方。如果薛同志调用参政，一笔笔查清冤案，代夫向亡灵谢罪，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附记
发在微博上后，有网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确凿：
–马天仁 戴晴说的东北学生，是赵侗将军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赵将军与日寇苦战7年，没有死在日寇手里，却被CCP偷袭，其妹赵理智也一同罹难。其母赵洪文国，是著名的“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而赵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赵连中亦也因戡乱而牺牲。满门忠烈，千古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