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新政权开始与旧阶级分道扬镳。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了。到了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在这一串史书上记载为新政权成就的数字背后，是一个阶级的被迫谢幕。如果说上海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人生，是这个阶级落幕时刻的集体演出的话，那么，上海的荣毅仁、汕头的林希之则是这股潮流中一大一小两个典型个体的标本。一个昭示着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实业家族商业血脉的断裂；一个尽管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也不可幸免地被时代所裹挟，眼见着自己科学实业梦想的夭折。

仅仅几年时间，那些由上世纪末期开始崛起，或是由更远的时间传承而来的企业、企业家以及工艺的传承、品牌的积淀、世家的血脉，纷纷被剥皮抽筋。直到三十年后，在另一场变革中，中国开始试图重新寻找和接续失去的商脉。

“五反”运动中，那些虽身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三年内战的身经百战历经磨难的工商人士，面对共产党的“五反”之战，却走投无路，不少人就从上海洋场的高楼上纵身一跳，一死了之。这些跳楼者，被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戏称为“空降兵”。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

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陈毅市长戏谑“空降兵”的历史

据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中说：

“五反”运动，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具体的统计。但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虽然当时公安局一般都报称，这些人自杀多半与欠税或发不出工资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欠税及发不出工资，并非“三反”、“五反”运动中才发生的情况。早在运动发生之前，这种现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时并没有发生许多人自杀的情况。如此之多的资本家在这时选择自杀以了却人生，毫无疑问与这场运动使他们对前途彻底绝望有直接的关系。（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这些人为什么选择跳楼这么一个惨烈的方式呢？为什么不去跳黄浦江？就是让你看得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跳到黄浦江有可能尸体漂走了，有可能认为你投靠香港、台湾了，你是叛逃了。众目睽睽跳下来了，就是这个人死了，也不会连累家人。

为什么这些上海滩上昔日衣冠楚楚的商绅会纷纷死别自己相依为命的企业，死别自己的家人呢?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在其《1949-1976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剖析》一文中，涉及“五反”运动特别是上海“五反”运动的自杀现象，现将原文引述如下：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长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幺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 他或许不知道，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是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写道：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

 

据谢泳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三反”、“五反”中出现大量自杀现象，成为解放后第一个自杀高峰。谢先生也指出，他的研究仅仅是根据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全貌。另据有人估计，“三反”、“五反”运动约有二十万人自杀。但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的，有待考证。

上海，因其特殊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在1952年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再加上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自然成为“五反”运动的主战场。中央政府特派薄一波亲来上海坐镇指挥。在薄一波的主持下，上海的‘五反”运动在前期群众性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的基础上，通过三个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战役”行动，将全市16万余工商户，从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个方面，灵活运用“面对面”的群众批斗形式和“背靠背”的资本家互助互评与自报会议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清查。上海市大中小工商业者在此运动中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上海市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战争急需西药之机，用金钱和贵重物品贿赂、腐蚀国家机关干部，骗取国家贷款和志愿军巨额货款后，以质量低劣的药品抵充合格商品的罪行，以揭发上海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激起社会义愤⑥。如此一来，不仅“五反”运动转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和领导，而且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均威信扫地。各报如同对镇反和“三反”运动一样，开始铺天盖地地猛揭猛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同样的大会、小会，同样的检举、揭发，伴随着上海市大张旗鼓地逮捕“工厂经理11人，本市商店经理4人，外部商店老板2人，本市行商掮客2人，本市职工4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11人。传讯9人，提讯14人”工人、店员迅速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包括小业主们顿时都成了过街老鼠。（见杨奎松《1952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当年“五反”委员会辅导组《五反运动情况》简报说：“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三反”“五反”交叉进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单位搞“逼”“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

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经属于相当稳重的城市了，但仅3月中下旬一段时间里，就有公交公司、中蚕公司、邮电管理局、中国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上海办事处等二三十个单位把一些商人或资本家捉去拷问。22日，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

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五反”委员会辅导组：《五反运动情况》（40），1952年3月22日，上档B182／1／572.）

据杨奎松在《1952上海五反运动始末》一文所述：“五反”运动发动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过去政府一直注意控制的在传统方式下形成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人们再不必顾及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了，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开始向资本家清算几十年的剥削账。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厂三十年，现在要翻身厂。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兼上海火柴业同业公会主委刘念义前去调解，即被数百名工人围攻批斗，差点儿弄出人命来。

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则建立起宣传站，每天对店主们呼来喝去。看见某店主站在店里抽烟，就拿着话筒喊：“某某老板，那能介笃定得啦？香烟不许吃!快点出来坦白。”看见某店主离开商店，又会在话筒里喊：“某某老板，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啥事体?订攻守同盟是伐?”

陈毅虽以市长名发表讲话，宣布纪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素。就在陈毅广播讲话第二天，上海就发生税务局干部会同工人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一时缴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众，和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怡昌五金号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3亿元，六七人围殴，致被打得满口喷血的情况。其他像元丰毛纺厂工人继续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业基层工会100多人围殴，并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见。（《五反运动情况》（62），1952年4月15日，上档B182／1／373／144）

据上海“五反”运动专题编写小组编写的总结性文章《上海“五反”运动》说：上海“五反”运动于1952年3月下旬开始，比北京、 天津等不少城市延迟了一个时期。“因为全国各地机关经过“三反”运动到上海来要材料的很多，要求甚多甚急，使上海市工商业者感到压力沉重，引起恐慌，有的工商业者往往有二三十个单位来找，有的单位甚至开斗争会，有的竟擅自派人来沪，不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迳自捕人。在上海市也有不少部门在“三反”运动的追赃定案中，未能严格教育所属单位与人员严格执行政策，有的干部以一些不确切的“三反”材料，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工商户承认行贿罪行，致酿成干部和工商界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意外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至2月底，工商界自杀者达40多起，经各地机关、部队要求而被捕者200多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P859-885）也就是说，上海在五反运动尚未正式开展之前的1952年2月底，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已40多人，被捕入狱已200多人。

就这样，在陈毅市长“空降兵”的戏谑笑谈声中，一个个上海滩上的工商界人物从天而降，肝脑涂地, 死而后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