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瞿秋白是早期中国共产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他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的主流知识份子信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陈独秀李大钊不同的是，瞿秋白信仰了共产主义，却更多的经历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要进行的列宁主义的流氓政治，最终因为他的旧中国知识份子的情结，不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参与者和同路人，被流氓政治抛弃。但是瞿秋白却无法抛弃信仰，而是孤独悲凉的为其信仰荀身。瞿秋白之死，是一个旧式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是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深沉的悲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现的假设前提是人们已经没有自利精神，只有利他精神，否则，共产主义不能成立。但是，西方的主流认知观点是人的自利精神与生俱有，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应当给予很好的保护。同时又认为自利精神必然有侵害他人利益的趋向，必须保护自利精神的同时遏制自利精神侵害他人利益的趋向，二者必须达到很好的平衡。基督教的原罪说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基督认为自利精神侵害他人的趋向就是一种原罪，所以要赎罪，要时时向上帝祷告和忏悔，要有博爱精神，其实就是在精神上遏制自利精神不能侵害他人利益。西方政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发展，发展并完善起来的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保护自利精神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正效应，反对无论个人、阶层或强势集团对其它人的利益的侵害。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自利精神的认知很模糊，不认可人的自利精神与生俱来，没有原罪说，而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分，通过不断的教化，能使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子。中国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份子很多都有入世思想，有家国情怀，精神深处还有大同思想，只是苦于找不到实现的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背景，中国的知识份子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是顺理成章。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在西方社会只有极少数社会边缘人感兴趣，在中国却被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些主流知识份子信仰，并且为很多有家国情怀的青年知识份子所追求。
但是，共产主义违背现实人类社会的基本人性，无论其理念怎样美好，都没有实现的基本前提条件。我们只有想象地球没有地心引力，我们都能像美丽的飞天在天空飘飞，我们才可能去想象人类没有自利精神的美好世界。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也可以相信几亿光年以外的星球有外星人，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想象，人类怎样穿越几亿光年的遥远距离去拥抱外星人，也无法想象没有自利精神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在伯父的资助下过了几年像样的少爷生活。十岁时，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五年后因伯父停止资助而缀学。次年，母亲在贫困绝望中自杀。又次年，在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18岁的瞿秋白因经济原因，在北京无须缴纳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学文。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张高年发起的马克思研究会。第二年，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莫斯科釆访。到莫斯科以后，瞿秋白不久放弃了记者工作，在苏联政府办的东方大学（以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俄文，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在192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从此“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23岁的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中国，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从此兼管中共的宣传工作，负责处理国共合作问题。25岁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6岁起当选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会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理论权威。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国际共产的安排下，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至少在名义上指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湖南的秋收暴动等一系列的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国际共产中国代表团团长，从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期间，中共在城市里的一系列武装暴动都失败了，瞿秋白以及以前的陈独秀和以后的李立三、罗章龙都不可避免的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失败的替罪羊，“自我批评”，攻击斗争，政治上出局。1931年至1934年初，尽管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但是他“还是党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红军仓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了参加革命心历路程的《多余的话》，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处死。
瞿秋白之死，是极为深沉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极可能真诚的信仰了共产主义，这符合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以旧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的性格。但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否定人类的自利精神，以消灭私有财产权力为前提，这种主义在一百年前根本不可能实现。历史证明，就是像在前苏联和中国获得了政权以后，用政权的力量不遗余力的推行也注定失败，这也注定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等信仰共产主义者必然的悲哀。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论，而践行这种理论的列宁主义，实践中就是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无耻，内部的倾扎，整肃，无情斗争，等等，都是应有之义。而瞿秋白到底是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出身，家学渊源，且聪慧好学，虽然谈不上思想深邃，却是一个博学的知识份子。一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就正如后来很多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要么泯灭良知彻底融入暴力革命和流氓政治，要么因置疑流氓政治而被整肃和清洗，而且这种残酷的整肃和清洗从延安整风运动延续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瞿秋白卷入的这场共产革命，卷入太深，滚滚大潮中被裹挟，已经无回转余地。瞿秋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第一位的宣传者和鼓动者，影响力之大，无人能超越。最重要的是他长期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从1927年7月8日至1931年初是名义上中共第一领导人，在这期间也应该是名义上领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湖南秋收暴动等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瞿秋白拒绝国民党的劝降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就是学了向忠发也是绝无好下场的。所以，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终究是流氓政治的马前卒，趟进浑水绝无回头路。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一代知识份子已经成为历史。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无论他们以后有怎样不同的命运，也都已经成为历史。共产主义已经曲终人散，尽管共产主义的旗帜还在中国的天空飘扬，但是里面究竟包藏了什么东西早已大白于天下。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共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已经成长，已经觉醒，更多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情怀和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追求。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的愿景终究无法被共产主义的洪流吞噬，只是被浪潮冲走，它像一个孩子在蛮荒中流浪了一个世纪，现在她终于出现在东方的地平上。她伤痕累累，滿身血迹，眼角挂着泪水，却微笑着，正步履蹣跚地向我们走来。
